台灣現代詩的思潮發展，是一個繁複而多變的過程，從戰後至今短短六十年中，台灣的現代詩壇擁有甚多詩社、詩刊，以及伴隨著這些詩社、詩刊而來的現代詩運動和風潮。詩人們在與詩壇對話、與社會互動的同時，也戮力經營各自獨特的詩風，傳揚詩與歷史、文化、自然、土地的論述。要在漫長的時光長廊中燭照已經進入歷史的詩的印痕，顯然相當不易。特別是要為這個階段中，重塑部分主流詩社曾經建構的典律，更是艱困。

典律﹝canon﹞，乃是一個社群締造宏模、架構規範、確定遊戲規則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的過程。在文學社群中，典律的形成往往依靠霸權﹝hegemony﹞來貫徹，這是一種文學書寫權力的彰顯和壟斷，因此建構典律在一個文壇領袖或集團的文學傳播過程中，往往是首要且須不斷強化的要務；一旦典律完成，就能主導文風、影響當代，並保有該文壇領袖或集團的文學領導權。從文學史或文學思潮的變遷來看，這些典律的醞釀、營造和建構、執行，也使成功建構經典的作家或文學集團在某個時空之中發亮發光，表現出鮮明、卓然、獨特的面貌，為後來者所緬念追懷或嚮往。

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最明顯的典律建構，當推紀弦於五○年代成立的「現代派」及其「六大信條」，他主張的「橫的移植」、「主知」等信條，影響其後現代詩的書寫規則、論述脈絡，以及詩的美學。這個典律的建構，充滿了文學社會學的場域遊戲特色：一是集結一百餘名詩人參與，陣容龐大，儼然成為詩壇主要的場域，參加者因此取得遊戲資格；二是六大信條堂而皇之，既規定寫什麼，也規範怎麼寫，彷如戒律，對詩人的書寫內容和形式都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三是通過機關刊物的創作、論述以及與社會場域的論辯，強化典律的正當性，從而得以展開權力的施為，建立一個他人難攖其鋒的文化領導權。

昆樺的這本論著，以驚人的篇幅，豐富的史料，論述台灣現代詩史上的典律建構與推移現象，探看六○年代以降「創世紀」與「笠」兩詩社如何建構各自的典律，相互對抗、交鋒，並透過社團發展與相關論述，鉤繪兩詩社的成員組合、論述主張和因之而生的霸權爭奪，最後歸結兩詩社建構的典律特質。透過解昆樺流暢的文筆、嚴謹的推論，影響六、七○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甚鉅的兩詩社宛然重生，以他們對詩的主張、系譜和建構而出的典律，彰然於讀者眼前：中國論述與台灣論述、超現實主與寫實主義的不同論述取向，如何形成、如何對壘，又如何修正、詮解、再現，最後成為台灣現代詩壇兩個主要典律的競爭。我認為，昆樺的這本論著清晰地凸顯了台灣現代詩美學和社會學的思潮演變，有助於讀者了解「創世紀」與「笠」在台灣詩史中所佔的位置，以及兩個典律之間複雜的圖式和典律衝突中微妙的互動。

其次，本書對於「創世紀」與「笠」的社團性格分別從社團發展和詩人性格兩端切入，「創世紀」與「笠」兩社在台灣現代詩壇之中，都是集團性格特強的詩社，這與兩社的成員同質性較強有關，兩社成員無論出身、籍貫或思想背景，兩社成員構成均有明顯差異，形成建構相殊典律的基礎；然則也因為如此，對內則具有相當一致的內聚力和想像的認同。本書逐一分析兩者在社團發展上的轉變、詩人構成的差異，並進行分析比較，因此而能清楚界定「創世紀」與「笠」兩社的現代詩場域位置，對於理解兩社主張的分歧、典律建構的相殊，自然也就具有高度說服力和參考價值。從深化台灣文學社會學的研究角度來看，本書在這個部分也具有相當的貢獻。

第三，本書所附圖表、附件也具有參考價值，其中部分資料圖表更可看出一個治史學者的認真態度與嚴謹方法。附表、附圖、附件有助於讀者參照論述，本書附表中關於「創世紀」與「笠」詩人籍別與居住地的結構圖示，必須花費甚多檢索查校苦工，方能完成，但這卻是論述基礎功夫，馬虎不得，由此顯見昆樺長期關注論述核心議題，經之營之，乃能有成。這既有協助讀者閱讀史料原件之功，又有旁注論述本文論旨的作用。如此苦心，也當為讀者樂見。

我長期關心台灣新詩發展與詩潮變遷，同時在學術領域上年來專注於文學傳播現象和理論研究，能事先拜讀昆樺這本宏觀詩史發展和現代詩權力場域相關的論著，特別感到可貴。長期以來，台灣詩史研究不易見，以文學社會學／傳播學向度切入之研究尤其難得，昆樺此書詳細而綿密地鉤詩史之沉、顯傳播之功，六、七○年代現代詩典律的生成、衝突和推移，井然論述，洞見頗多，使我獲得不少啟發。特誌讀後以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