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迷人的，一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只因為曾經發生，你便認為過往就已終結，而且無法變更嗎？其實不然，過往總是披著五顏六色的絲綢緞袍，每一次被看到，都展現不同的色澤。」歷史猶如景象，一方面固然是時間過程中人類生活經驗的總體呈現，一方面則是史家根據間接得自過往的資料而拼貼重組出來的圖像。這些圖像，雖然都不是虛構的，卻也不盡然是歷史的原豹──歷史早已隨風遠颺，留下的是猶似斷片、遺跡、殘痕的史料，提供給研究的史家去重建過往，運用他們的知識、經驗與判斷，據以假定、選擇乃至發揮想像來再現歷史。因此，過往發生的一切事物雖然客觀存在，後來者書寫的歷史畢竟還是主觀的，同時也是當代的、個體的。英國史學家麥克•史丹福（Michael Stanford）認為歷史「涉及詮釋、影響及意義，以及針對無法預估卻屬可能者之間如何予以平衡的問題」，而在史料從來不夠完整、證據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史家眾說紛紜亦不足為怪」，正是此意。

書寫文學史，特別是歷經不同外來政權統治的台灣新文學史，尤其將面臨詮釋上的嚴酷考驗。首先，是歷史主體性的認定問題。站在統治者與站在人民的立場出發，向度不同，詮釋的歷史意義也就大不相同。台灣百年來，兩度易替國家、三度改換政權，無論站在日本殖民者立場，採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史觀，乃至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言說，都無法正確解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與延續圖式。從殖民政府的角度看，台灣文學皆屬邊疆，既屬邊疆，則何足掛齒，兩三頁即可了事，不必大費篇章。若從歷史乃是人的歷史來看，以人民為主體，則國家變換、政權更替，就無干於台灣文學史的主體性，而是台灣作家在過往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共同創造出來的整體意象。其次，則是敘事（narrative）觀點的選擇。歷史既然無法全然客觀，史家的史觀於是決定了他所塑造的歷史景象。採用馬克思史觀，則物質生產方式便成為詮釋的依據，採用布勞岱的時間觀點，則地理因素便受到突出，這種「觀看」歷史與「想像歷史」，考驗著史家的學養與判斷。當前台灣所出新文學史的著作極其有限，中國所出則多，大體上後者多半以馬克思史觀與中國民族主義觀點切入，而台灣撰史者則以反殖民、多元論述或台灣主體意識為論點，其中差異，表現出了不同的文學史想像。遺憾的是，兩者皆有所窮，無法勾勒完整圖像，而有待來者之追。

楊宗翰的《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可以說是一個新世代學者對兩岸相關台灣文學史論述拋出的挑戰。著者具有強烈而旺盛的企圖心，意欲提供讀者一幅新的文學史想像（the imagin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展現出一個強調以歷史書寫與當代觀點對話的觀看者角色，他的座標清晰，採取的是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的視角，強調歷史應為史家的歷史，而非純然止於史料的整合與編纂；既然如此，於是著者的視角及其對文學史論述的詮釋與意義的界定，便成為他「再現」（representation）的重心、塑景的根據。這是相當前衛的史觀，一如本書援引理論根據的傅柯（Michel Foucault）對傳統史家深信史料即是歷史實在的信念的挑戰、以及詹京斯（Keith Jenkins）對於史家建構歷史意義的權力施為的強調。就台灣文學史論述來說，這樣的視角與觀點的確跳脫出了傳統歷史敘述的格局。

放到實際的論述上，歷史遺跡（trace）與因論述而生的證據（evidence）也是不同的，詹京斯認為「證據──而非遺跡──永遠是史家論述的產物」，換句話說，遺跡只有在它被用來支持史家的論述時，才成為證據，擁有歷史的意義。因此，當楊宗翰以兩岸已出的台灣詩史／台灣文學史（詩部分）作為閱讀的起點、批判的對象之際，同時也就在提出他的台灣文學史論述，部分是對文學史書寫傳統敘述模式的不滿，部分則是對台灣文學新史觀的開展，儘管這些理論都取自西方新史學，卻也足以看到他新塑的特屬於當代台灣文學史的敘事景觀。上篇「『再現』研究：關於台灣現代詩系譜的反思」六論，分別針對賴和、《文學雜誌》、方莘及黃荷生、馬華旅台詩人、席慕蓉、林燿德等主題，論述現代詩史的相關議題，提出他對於已出文學史的殘缺的補足與辯證，這六論都是相關史著漠視、忽略或不足者，遺跡雖在，但史家視而未見，楊宗翰於是極力論述，使這些遺跡轉成朱顏，證據因此確鑿。台灣文學史的新面貌從而在拂去塵灰之後浮出。

相對於再現舊證據，下篇「重構台灣『現代』詩史：策略與方法」四篇，則意在重塑台灣詩史的新景觀之道。其中有對「文學史」在台灣的起步與發展歷程的檢討、有對現代詩的「現代性」的探討、對於紀弦「中化」現代詩的努力的詮釋、對於學者、史家對台灣詩史／文學史之「分期觀」與「敘述方式」的批判。這些論述，屬於文學史意義軸的討論，是見仁見智的議題，策略意在顛覆「正統」文學史觀，提供歷史想像，發為一個異於當代的歷史敘事觀點，自然可以攻錯。以本書第七章〈傅柯、文學史家、台灣文學史〉的論述為例，楊宗翰以傅柯的權力論述為理論基礎，批判台灣文學史論述中關於「台灣意識」、「台灣精神」的標舉與強調，質疑這類論述與國族建構之間的關係，並認為這些台灣文學史「驅逐了那些似乎“不具有”所謂『台灣精神』的文本」。其實，傅柯所關注的歷史與國族建構的關係不大（反倒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概念較能圓融論說），而在權力如何透過歷史和知識系譜進行論述的層面。一如楊宗翰所引傅柯的論點，「不該依據意識的種類、知覺的方式和思想的型態來進行論述形構與知識系譜的分析，而應從權力的戰術與策略角度思考之」，以權力論述質疑既有的台灣文學史論述建構國族認同，反而回到了傅柯所不茍同的「依據意識的種類、知覺的方式和思想的型態來進行論述形構與知識系譜的分析」的錯誤之中。同樣的矛盾，也出現在楊宗翰一方面肯定葉石濤等史家的文學史具有「在野性質」的特點，一方面則又質疑它們是「權力／知識建構」工具的論述謬誤之上。進一步言，權力無所不在，鑿痕處處可見，歷史作為一種再現的符號與想像，果然為真，則當代台灣文學史論述企圖透過書寫權力的行使，來建立國族想像、台灣精神的論述形構也就理所必然了。

我同意並且欣賞楊宗翰在本書中展現的對於文學史之間各類權力運作戰術與生發消長軌跡、歷史書寫(知識)與統治權力間的關聯、文學史論述裡建立權威感與神聖性之策略……等的關注和視景，這些的確是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學史學界較少觸及的論域，楊宗翰援引傅柯等學者論述，採取批判性思辯而成此書，也的確提供了一幅新的塑景。不過，他對既有的台灣文學史論述所再現的「台灣精神」的歷史想像的質疑，則陷入他所根據的「權力論述」而發出的詰問陷阱中──主觀想像與相對主義，再現與權力……等等，既然是歷史書寫可以期許的一個方法與途徑，就無絕對主義可言，每一部文學史都是一幅塑景，分別出自不同的歷史想像，操作不等的權力，再現書寫者信以為真的歷史，當代台灣文學史以「台灣意識」為想像，與中國學者以「中國意識」為想像，塑景雖異，想像則一，皆有缺憾，但應非批判核心或標的。

當然，這樣的論述也是一種權力的操作，類似楊宗翰和我透過序文的書寫進行的這種對話，仍將不斷在台灣文學史的論域中被不斷拋出，討論，攻防，辯難。書寫與閱讀之間，再現與塑景之間，遺跡被發現／漠視，證據被提出／掩埋，想像被誇大／窄化，但對話繼續存在，歷史（或者說，想像）因此波瀾壯闊，一如大河。

2002/06/20 南松山•2002/07/31《自由時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