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每一隻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來尋訪它自己。從某個面向看，比如夜裡抬頭望向無盡的天空，那一閃一爍的星子，往往也讓人感覺正傳遞著某種音訊，尋訪它在塵世中的某一個替身。這是一種傳說。

另一種傳說是，文人是天上的星宿，他們從天上墜入塵俗，彷彿花之落入泥地，與天上的星子一樣，熬他們的心血，焚他們的油膏，提供給塵俗中人心靈的慰藉、愛，以及智慧。這也是傳說。

塵俗中的作家，就是塵俗中人，因此和常人沒有兩樣。他們也吃喝拉撒，也哭笑喜怒，一樣得生活，一樣有情緒。作家與常人不一樣的地方，只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一枝筆，毫不起眼的筆，他們通過筆端，把常人不易察覺的現象描繪出來，並且挖掘這些現象之後更沉潛的某種東西，可能是感覺，可能是情緒，也可能是洞見，或者人們平常偶感卻說不出的「痛」。這使得作家和常人有了區別，他們舞文弄墨，轉譯了天辰所想傳達給世間的訊息。

作家像是杜甫詩中垂覆平野的星星，像是湧動大江的月，他們有著開闊的視野，有著易感的胸懷，無論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或者劇作家，基於各自不同的出身、背景、才學、經歷，面對世俗萬象，下筆為文，給我們習以為常的萬象帶來新的詮釋義涵，為我們平常見慣的萬物重新予以命名。這樣的作家，從某一個歷史觀點來看，也是史家，他們見證了一個年代的花開花謝，書寫了一群人在一塊土地上的歲月春秋。每個時代都有這麼一群作家，為每一個時代塑像。這是作家可貴的地方，這樣的作家多一些，他們生存的那個時代就因為多一些傳說而多一點偉大的感覺。

台灣文學發展到二十世紀末，雖然新文學的歷史仍然短淺，傳統仍待底立，卻也不乏優秀的作家在這塊土地上寫出每個不同年代的歌、不同族群的記憶。這樣的書寫，伴隨著台灣的環境與歷史轉折，多曲多變，也多元多姿。從賴和以降，台灣的作家在歷史的長廊中點燈行過，燭照幽黯的所在，不憂不懼，勇於寫出他們所相信的文學的真實，反映他們處身的社會，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合而不同地建立了各自的文學與美學的城堡。即使今天的台灣仍因為國家認同問題的存在而有著不同的文學陣營或流派，但無可否認的，來自文學與美學的追求，乃是作家社群共有的共識，在台灣的文學發展史上，這些作家及其作品將來塵埃落定，也都必然成為這塊土地珍惜的共有的心靈遺產。

遺憾的是，台灣社會似乎不太珍惜這些與他們同在的作家，台灣的社會太過於重視政治議題、政治人物、政治衝突，導致了整個社會有傾斜於鬥爭過甚的隱憂，而疏忽了人文和美的涵詠。台灣的作家在如此傾斜的整體環境中寫作，出版，因而也就困頓多舛，難以為繼。常到國外旅遊的人會發現，在東京，紐約，巴黎，倫敦，乃至北京，重要作家的全集佔滿重要書店顯眼之處，重要作家的傳記、研究、年表，也都相當易得；而各該國家重要作家出生地，更是成為旅遊景點，作家故居、紀念館、銅像、作品石碑，都標誌出來文化社會、心靈故鄉的厚實美感──這樣的人文景觀，在台灣不易感覺，因而使得台灣社會充滿失落與仇恨，欠缺充足與寬恕。台灣的政經人物傳記太多、作家傳記太少，也反映了這種社會的集體傾斜。這使得台灣的文學難以累積壯大、台灣的文化難以深耕拓展、台灣的社會難見雍容華美。身為一個寫作者，我也和多數作家一樣，只能在異國的書店、重要作家景點之前感到身為作家的榮耀，以及身為台灣作家的無以名之的悲哀──要扭轉這個社會的傾斜相當不易，作家的職責在於以其作品喚醒社會，但社會如果藐視作家作品，則扭轉談何容易？與我相較，阿盛就不這麼悲觀，他多年前拋棄人人羨慕的媒體工作，開始專業寫作，並且自設「文學私淑」班，傳授文學新人寫作技巧，身體力行，不惑於社會的傾斜，不憂於寫作專業的菜根淡泊，一年多前更在自由時報副刊開始「作家列傳」的專欄寫作，為台灣當代作家塑像，這都足見阿盛對於文學志業的堅定篤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文學當成生命熱愛的強健。

阿盛寫「作家列傳」，用作家的眼光介紹作家，其實兼有品評的意味，不過由於專欄字數有限，又不同於作家論那種動輒上萬字、艱澀難讀的寫法，阿盛通過他乾淨俐落的散文之筆，豐富深刻的文學識見，鉤繪活躍於當代台灣文壇的作家，自然有著言簡意賅、俱中要點的長處。我逐篇拜讀，猶如與文壇老友燈下聚晤，在親切之餘，也有著發見這些寫作同儕新象的喜悅。阿盛不是一個鱔魚一般滑溜，擅於與人周旋交際的人，正好相反，他固執他相信的，堅持他自善的，因此從他筆下所寫的作家，也就還原到寫作的原點之上，呈現了撥開迷霧的真實感。通過阿盛的筆，我看到了當代台灣作家的真實的影像。

不過，更重要的，是阿盛從事的這件為作家塑像的意義。放到現今台灣愈趨資本主義化、西方化的社會中，一個作家為其他的作家塑像，定位，最少有著兩層的意涵。首先，這樣的寫作會反映這個作家如何看待當代文學、如何界定他的文學同儕，具有文學社會學的意義。阿盛筆下的作家，反映阿盛的文學信念之餘，同時也在浮顯一個文學社群的圖像，這雖然不類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所界定的「班底」那樣成為有形的作家組織，卻是一個鬆散的、無形的文學社群的寫作意識的突顯。通過阿盛筆下的作家群像，台灣當代文壇的走向、趨勢，作家的感悟、路線，像地圖一樣舖展開來。因此，把「作家列傳」當成文壇某部分景觀的導覽亦無不可。

另一個意義，就是作家寫作家的實踐意涵。從來文人相輕，但是通過阿盛筆下，我們看到的則是作家相重的情懷。阿盛下筆寫作家，用的是相惜之心，期許之情，這使得收入「作家列傳」的作家圖像都溫煦如春陽，熱人心房，能吸引讀者對於作家這個行業的尊重與好奇，也能幫忙讀者通過這樣的素描清楚個別作家的特質和位置。在當前台灣作家不受社會重視的傾斜情境中，阿盛的「作家列傳」因而有助於社會認識作家作品的重要性。既然缺乏作家傳記、缺乏作家全集，以「作家列傳」的書寫來彌補這樣的空隙，從而就是值得肯定的實踐。

	隱地﹝右﹞出版阿盛﹝中﹞《作家列傳》，舉辦新書發表會，與向陽三人合影。

阿盛的這個專欄就要出書了，而且是由一向重視文學史料，出版過作家攝影集、年度文學選集的爾雅出版社推出，在目前文學出版陷入低潮的台灣，自屬一番盛事。對於爾雅出版社隱地先生，對於阿盛，身為文壇中人，我都深為敬佩。台灣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前夕，瓦釜雷鳴，文學的黃鐘愈見毀棄，文學書籍在大賣場似的連鎖書店中已經愈發像是棄兒。阿盛為作家塑像，隱地為「作家列傳」提供棲身之處，從而就是功德一件。這使我不能不重複「身為台灣作家，在異國感到寫作的榮耀，在台灣則倍覺寫作的悲哀」的感慨。

我深切地期待，台灣的讀者透過文學閱讀來改變這個傾斜的社會。《作家列傳》就是一個指標，這本書能否受到讀者珍惜，文學出版能否恢復榮光，將來能否有更多的作家全集問世，並且佔滿重要書店的書架，都在考驗著台灣這個社會能否走出政經掛帥的血拼陰影，邁入人文豐盈的下一個世紀。

﹝1999.09.19.南松山，1999.10.23.自由時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