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文學在民間
：胡適給我的一些啟發
向陽
1961年9月，在南投縣的山村廣興，我上小學，開始中文學習生涯；在這之前一年9月，與胡適一起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雷震因反對蔣介石獨裁，主張成立反對黨並展開「中國民主黨」籌組行動而被捕下獄，《自由中國》停刊；在之後一年2月24日，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在主持院士會議時因心臟病猝發逝世。
山村小學生的我知道胡適這個名字，不是因為當時轟動朝野的雷震事件，也不是因為胡適逝世，而是因為家裡訂閱《國語日報》，報頭題字的「胡適」那筆秀俊工整的簽名字跡。以推展國語運動為辦報宗旨的《國語日報》伴隨我從國小到大一，約有13年之久，「胡適」這個名字，以及他獨樹一格的簽名，因此也日日在我眼前存活著。
我最先接觸胡適的作品，是〈嘗試歌〉，「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那大概是我國小四年級的事，家中賣書，中有《胡適選集》，我隨意翻閱，被這首仍然以七言形式寫的白話詩所吸引，覺得有趣，試著背誦下來；上了國中之後，在國文課本上又讀了胡適的〈我的母親〉，在課堂上吟誦，對於胡適體的白話有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因為課本，了解胡適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巨大影響，知道了胡適在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五四運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在這個同時，我購買了遠東圖書公司版的《四十自述》，更深刻地認識到胡適前半生，特別是他赴美國留學階段與梅光迪等人有關中國文言文是否已死的論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16年6月他寫下的這段話：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爾；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
在國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佔絕大多數的1960年代，這段話深獲我心，「白話是文言的進化」論，促使當時接觸《離騷》並且苦於不解其義的我，在懵懂之中開始注意白話文學的創作，胡適的詩因此也成為我當時愛讀的作品；而這個階段胡適提出的新文學「八事」(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需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需言之有物)，也成了當時我習作的標竿。這八事以文學書寫的角度來看，雖然顯得粗糙，且不盡合於文學書寫的本質，但在當時卻引導我從國文文言文的圍牆中，探向牆外翠青的野草，那些向來被視為鄙俗的話本小說、民間文學，開始進入我閱讀的窗口。
高中時，我買到了胡適寫的《白話文學史》。「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胡適這樣說：
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痴男怨女，歌童舞伎，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新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
接著他從《國風》、《九歌》、漢魏六朝樂府，一路談到元稹、白居易。這部未完成的《白話文學史》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書寫思維。從民間來，回民間去，這樣的想法，在當年瘋狂於文學習作與閱讀的我的心中不斷醞釀。高中這個階段，我接觸並背誦《詩經》，繼續尋求《離騷》的詮解，也著迷於當時不為學院中文系肯定的現代詩，胡適的論點成為我習作新文學的支柱。大二那年，在胡適的「國語文學」已被政治窄化的「國語政策」之下，我展開以台灣民間語言、歌謠、俚諺、歌仔冊為基礎，不被看好且觸犯雙重禁忌(
文學的與政治的) 的台語詩創作；並且相信即使是「方言文學」也可豐富「國語文學」。這不能不說是受到胡適《白話文學史》的啟發，以及他的這段話給我的信心。
胡適大概想像不到，在他二歲到四歲(1893-1895)住過的台灣，在他埋骨之地的台灣，他的「白話文學」史觀，會在他過世之後提供給一個台灣青年使用台灣話寫作現代詩的「理論基礎」。以民間的語言、民間的聲音，衍生而出特屬於台灣新文學的語言，連續到曾經因為雙重殖民體制而斷裂的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之下。從表面上看，台語詩、台語文學的形成，與「國語文學」的主張是悖違的；從實質上看，這才是胡適「國語文學」的要義，台灣新文學的來源在台灣民間。屬於台灣、來自台灣的民間語言，不正是開創台灣新文學新形式和新風格的源頭嗎？
胡適在政治態度上是個自由主義者，這也影響到高中之後我對台灣戒嚴政治的不滿和民主意識的覺醒。大學時期我捧讀他參與《自由中國》創辦時撰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佩服他在威權環境中要求蔣介石實施政黨政治、言論自由的勇氣；到我中年之後撰寫《自由中國》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變遷的博論之際，我看到了胡適作為知識份子的侷限：在影響中國近現代史至鉅的五四運動中，最早主張文學革命的他，最後卻改用「文學改良芻議」以避爭議，而由陳獨秀舉文學革命大旗，造出中國政治與思想革命的大風潮；在影響戰後台灣政治史的民主運動中，他雖也要求政黨政治和言論自由，真正實踐並付出代價的，則是雷震、殷海光──終其一生，胡適都是個先知先覺的鼓吹者，卻不是擇善固執的實踐者；他善於坐而言，拙於起而行，部份原因來自他的秉性溫良，部分則源於他面對權力的怯懦。
起胡適於今日，面對高中國文課綱爭議，他會繼續堅持「不肖古人」的活的白話文學呢？還是接受在他看來已經是「死文學」的文言文？這或許也值得身處21世紀的我們想一想吧。
《文訊》雜誌，282期，2009年4月，頁8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