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 2001/03/20 ●更新:2009/06/30             | 知性的 | 感性的 | 批判的

 

  

 
風向球

十年來,報業環境的巨幅改變,由盛而衰,導致副刊盛況難再,報業經營匪易之下,副刊編輯更加難為,這是可以了解的;然則,何以文學雜誌、文學出版和文學新世代也跟著無以岀頭,則值得文學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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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note

 


 

期待新的篝火點燃 :從傳播的角度談文學的生死

 

向陽

 


大約九年前,我曾經以本名林淇瀁在政大《新聞學研究》學報上發表了題為〈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初論:一個「文化研究」向度的觀察〉的論文,針對進入九○年代之後台灣文壇傳出一波波「文學已死」的聲音及話題,提出我的分析與看法。當時,我剛進入正大新聞系博士班就讀,深感台灣文學的傳播在已形多元化的台灣社會中雖然依舊進行著,但「多元化」似乎反而使得文學的生命更形萎弱。在這篇論文中,我拋出「這是文學的無用?或是文學作為傳播的無力?」的提問,試行尋求解答。

這篇論文在考察台灣的報紙副刊和社會變遷的之後,我試圖指出從八○年代末進入九○年代的台灣,因為六、七○年代工業化的結果,整個社會及經濟型態已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報業也早在七○年代中發展出「少數獨大」的「媒介工業」規模,使得副刊自然也成為這個媒介工業中的「機器」之一,文學,作為副刊顯然已經不可能再像八○年代之前那樣獨享發聲管道。「多元化」,使得文學傳播的功能在報紙上不易揚聲,文學傳播的困境於焉產生。副刊,作為曾經是台灣文學傳播的重要媒介,它的運作自然受到政治力宰制及經濟贏利目標雙重的侷限。

當時我還歸納,兼有大膽預測此後趨勢的用意,指出這樣的困境有四:

(一)文學傳播媒體成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場域,它既刺激/反應了台灣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現象,也深化了政治意識形態在文學/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作用力。文學傳播的主要傳播者作家從而相互以意識形態的對立在不同媒介中各自傳聲,意識形態成為文人圈關注的議題,而讀者亦見分化現象,文學傳播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效果。
(二)報紙副刊已由過去的「文學副刊」轉變成為大眾文化論壇,它既影響也受影響於社會變遷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文化現象。社會價值在源自資本主義的「動機」和「報償」、「消費」與「炫耀」的文化傳播過程中逐漸崩毀,所謂「輕、薄、短、小」因而成為八○年代副刊論述的一個主流。文學傳播的萎縮,可以想見。
(三)大眾媒介的副刊走向多元論述及多樣內容的結果,固然為社會大眾開啟了意識啟蒙的窗口,提供給了文化工作者開闊的活動空間;但相對地,也壓縮了其他文學文化傳播媒介(特別是雜誌)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化工作者透過小眾媒介(包括地下或同仁媒介)形塑前衛論述的可能。同時,純文學作品逐步退出副刊,作家不再受到社會矚目,新人出頭不易,而小眾媒體的文學刊物更是經營不易,《台灣文藝》的出出停停、不斷改變經營與編輯方向,即其一例;此外如各種年度文學選的叫停、文學類書籍在出版市場上的滯銷等,均顯現了文學傳播的嚴重困境。
(四)文學傳播的原動者,本來就是在「文人圈」這個領域內,而不管從文學的「班底」或「世代」來看,台灣文學界在經過鄉土文學論戰的衝激之後,無論本土文學班底或中國論述班底(最典型的例子是「台灣筆會」與「中華民國筆會」的分立門戶),它們的影響力都已不若早期,且有逐漸凋零的趨勢;而同時,戰後第一世代作家﹝約為 1945-55出生﹞雖已出現,並在七、八○代各擅勝場於文學傳播媒介,但第二世代作家卻要到九○年代才冒出頭來,結果是第一世代作家創作力衰退、而第二世代作家仍未居主流。班底的凋零與世代銜接的中斷,反應在文學傳播過程中,就是文學表現的無力、文學創作及產品的稀少。

這篇論文的結論是:文學如果真有「死亡」現象,也是因為文學傳播被文人圈單向地將之依賴於大眾媒介之上。大眾媒介對文學的傳播固然有著推波助瀾的功能,但格於其媒介工業特質,對文學的書寫亦相對造成傷害。台灣文學工作者必須辨明此中的弔詭,以文學書寫對抗消費文化的挑戰、以文學專業媒介﹝雜誌及出版﹞的整建,發展新的傳播系統,抵抗媒介工業的收編,並以「磋商」﹝negotiation﹞策略,鼓勵大眾的參與和解讀,讓讀者成為主動找尋意義的創造者,而非被動的受訊者,才能真正突破台灣文學的傳播困境與危機。

將近十年過去,我所提出的四個困境,除了第一個困境﹝意識形態困境﹞因為台灣的民主化歷程稍見緩和、開放,對立不再相形嚴重以外,其他三個困境都未見改變,而且似乎正好相反地,以著更傾斜的趨勢往下發展。副刊的輕薄短小,從九○年代迄今,已經形成凝定的模式,雜文專欄、話題文章,和流行議題,成為副刊的主調,長篇小說連載固然早已遠颺,短篇小說也愈見其短;散文創作無論主知或抒情,字數已受相當限制;詩雖不受影響,但多為點心襯版之用,短句、小語馳騁副刊;至於大論宏談,則消聲匿跡。而本來可補副刊大眾化的缺口,提供純文學創作較大空間的文學雜誌,以及文學出版,更是不斷弱化凋零。這十年來,文學雜誌不增反縮,文學出版社更是備受市場打擊,大型連鎖書店每月提供的所謂「文學類排行榜」成為對文學最無情的嘲諷和最可悲的笑話,「純文學」已停,「大地」不在,「洪範」「爾雅」餘音嫋嫋,「九歌」易調,七○年代的「五小」盛景日薄。至於最後一個困境,文學班底的星散與新生世代的難以岀頭,也仍持續。以班底看,班底現象一向鮮明厚植的詩刊社群,昔曾對壘的台灣筆會與中華民國筆會,在九○年代之後已經偃旗息鼓;以世代看,九○年代之後,新世代作家多半單兵作戰,直到近一兩年來,因為網路媒介才逐漸蔚為社群……。

撫今追昔,果真不能不讓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我們質疑:「文學在這個時代究竟是什麼?」過去這十年來,文學傳播困境的依然存在,也不能不讓文壇中人省思,曾經為文學的夢想有所期待、為書寫的意義有所堅持的我們,在台灣社會變遷劇烈的年代中,是否還抱有熱情,還相信文學書寫對於社會與時代、生命和性靈仍具有的改變或啟示的力量?這十年來,我雖然因為博士班的課業和論文的寫作,創作日已遠,但維持的文學閱讀習慣並無改變。每天閱讀副刊、文學雜誌,觀察文學出版現象,文學也一直是最愛。十年來,報業環境的巨幅改變,由盛而衰,導致副刊盛況難再,報業經營匪易之下,副刊編輯更加難為,這是可以了解的;然則,何以文學雜誌、文學出版和文學新世代也跟著無以岀頭,則值得文學界深究──按理,副刊既已無力也無法消化篇幅較長、前衛而具實驗性的文學作品,應該足以提供給文學雜誌更多的競爭與存活空間,讓文學雜誌因此更具競爭力量,吸引作家力作,也吸引喜好文學的讀者;然而,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看到的,依然是《聯合文學》、《中外文學》、《文學台灣》等三家純文學雜誌艱難苦撐,繼續前進,而歷史悠久的《台灣文藝》最近又傳出面臨停刊的訊息,顯然文學雜誌並未因為副刊走向大眾化,而開拓岀更大的純文學閱讀市場。文學出版也是,七八○年代大量的文學讀者都到哪裡去了?曾經那樣喜愛閱讀文學、支撐文學類書籍不斷再版、鼓勵文學作家繼續創作的讀者,難道都已經不再需要文學了嗎?更近一部說,八○年代之後新生的讀者又到哪裡去了?難道他們的閱讀已然排除了文學這樣一個重要的視野了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台灣文學未來的天空也將會是灰暗的。文學的死亡,將不只是文本的死亡、作者的死亡,而是市場的死亡、讀者的死亡。就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作家與讀者的互動,依賴文本/媒介,後者的萎縮,相對意味著文學傳播的萎縮,而這才是最大的危機──當文學無法再提供夢想,更正確地說,當文學的夢想和創造力,不再被這個時代與社會所珍惜,一個缺乏夢想和創造力的社會也就不遠了。在副刊輕薄化、文學出版弱勢化、文學社群虛無化的趨勢下,除了流行、八卦、金錢、權勢的追逐,這個社會與這個年代,還能提供什麼給未來的一代懷念追緬?一個沒有夢想、沒有創造力、沒有對於文學或其他藝術多一點點珍惜或喜好的民族,又將如何累積人文精神和文化財富?

我在九年前對於台灣文學傳播困境的歸納,除了是趨勢的解析,也是危機的的預示。我寧可當時的這些解析是一種書齋管見,寧可當時的大膽預示如今被證明為非。遺憾的是,十年過去了,文學傳播環境與管道依然窄仄,資本主義社會的台灣,擁有極大的財力和資源,可以支撐出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一樣的大型連鎖書店、出版市場。這個市場,根據文建會的〈1999年台灣圖書出版市場研究報告〉所示,購買圖書的消費人口已經高達12,813,596人,已經可說是每兩人就有一人屬於圖書消費人口;而該年度(1999)國內圖書市場總值推估也高達521.5億,業者總營業額推估達513億,文學類的整體市場值為41.2億,約為8%──這樣的出版市場,不能不說已經相當龐大,卻養不起五份純文學雜誌、十家左右的純文學出版社原因何在?若就這份報告和1997年的報告比較,在受訪讀者的部分,一年內最常購買、常買前三名及最近一次買的圖書種類中,比例變動比較大的是教科參考書及考試檢定類增加最多,其次為休閒趣味,減少最多的則是童話名著及文學,顯然,是九○年代以降的讀者,流向教科參考書及考試檢定類者多,閱讀的務實傾向增強;流向文學與經典者銳減,閱讀的品味與想像傾向弱化所致。這個研究,尚未進一步分析比較「文學」類圖書市場中大眾文學與純文學出版品的市場強弱比、翻譯類和創作類出版品的市場強弱比,如果深入比較,創作類純文學出版品的市場值,一定更加悽慘──問問爾雅的隱地、洪範的葉步榮就知道了。

這果然真是一個文學式微的年代啊!文學成為在黑暗角落點燈的志業,而不成其為事業與職業。在這樣的年代中,文學書寫因而更需要依賴信仰與信念,文學社群因此更需要相濡以沫,相攜以進,了解傳播困境,突破市場圍城。我個人的淺見以為,報紙副刊作為大眾媒介,既然無以刊登前衛、長篇的文學作品,最少應負起主辦文學獎以外,引介優良文學創作的書評導讀、以及傳播文學新聞資息的責任,提供廣大讀者更多的文學資訊,刺激並改變文學傳播的環境。作為台灣文學傳播的火車頭,副刊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資訊時代之後,要重回七八○年代的「盛世」已無可能,也無必要;如何因勢利導,創造一個繼「綜合副刊」、「文學副刊」、「文化副刊」與「大眾副刊」之後的新的「資訊副刊」模式,一如其他新聞版一般,報導與文學相關的人事物訊息、提供讀者與作者互動公共論壇、樹立文學出版品評鑑權威,應該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副刊若能有此轉變,必能帶動文學雜誌與出版受到大眾讀者的關注與重視,強化文學老將與新人的公共性,有利於讀者與作者通過文本閱讀進行協商的空間。

我祝願文學的夢想,先從副刊的篝火中點燃,逐一傳遞到雜誌、出版與新舊世代的文學社群手中,使文學繼續守護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2003/6/23南松山•2003/7《聯合文學》,225期,頁90-93。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40-48。

林淇瀁論文《書寫與拼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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