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春天開始，「國家文學館」的呼聲在荏弱的台灣文壇響起，像是野地中微弱的吶喊一樣，繁華偉大的「國家」似乎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聲音，因為來自政治鬥爭的、經濟發展的、社會衝突的各種聲音更多更強，這個國家擁有太多的政治人物，他們每天忙著處理「政治」，計算權力的重量、計較選票的多寡、計量黨派與個人勢力的消長，以至於無暇也無心去關心文學這種表面上看來屬於少數人的議題。
文學議題果真只是少數人的議題嗎？實則未必，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最近到日本，還專程前去仙台魯迅就讀的學校瞻臨魯迅這位中國文學巨擘的舊跡，文學可能不是江澤民關心的，但是魯迅的一切極其背後潛藏的中國新文學的光澤，卻不能不被江澤民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所忽視。因為，這最少表示了一個國家擁有的深厚的文學資產，在這個層面上，政治就不能不依靠文學來發光。台灣的政治人物，如果能從江澤民去看魯迅這樣一則新聞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台灣的政治才可能有真正的希望。
遺憾的是，在台灣，這樣的政治人物太少，「國家文學館」的設置，在別的國家輕易簡單，在台灣卻是一再延宕，足為明證。政治人物平常不理會、不關心文學發展、不在意文學家對這個國家與社會的貢獻，只知道到了選舉時刻找文學家為他們背書、為他們寫「戰歌」、寫競選文宣。文學，在他們只是工具，文學家在他們看來只是幫閒的使用人。為文學設置一個國家文學館、為文學家雕像、設紀念館，對他們來說，顯然不可思議，文學家有那麼偉大嗎？始
終是立法院的政治人物不願讓國家文學館順利設館的癥結，這也是一個明證。
當今年台大教授齊邦媛在九歌出版社創立二十週年酒會會場中大聲疾呼文學界要爭取一個「獨立、沒有意識形態爭議的國家文學館」的時候，雖然引起媒體的注意，但是政治人物是不會在意的。從齊教授呼籲至今，當中除了立委林濁水曾經在十月間為設置國家文學館舉辦公聽會以外，所有的政治人物未曾對這樣的館表示過任何關心，政治人物關心公車司機、關心勞工、關心公娼、關心所有大大小小的議題，就是不關心文學乃至其他相關的文化議題，這是國家文學館在這個國家不被重視的結構因素。政治人物其實不一定關心公車司機、勞工、公娼以及所有弱勢者的議題，他們關心的還是選票，以及這些族群匯聚起來的力量。國家文學館的設置坎坎坷坷，也就突顯了政治人物不把文學家看成一股「力量」的基本心態。
台灣文學界要求設置國家文學館的呼聲，不被聽到，是因為台灣文學界沒有展現他們集體的力量。在政治人物的想法中，沒有力量，就沒有份量，政治人物的粗暴，在這裡對應了文學家的軟弱。這就值得所有以文學作為終身志業的文學家嚴肅思考了。台灣的文學家不能每天埋怨這個國家不重視文學，不能經常哀嘆楊逵今天還沒有紀念館、南投縣政府要為張深切立個銅像也頻遭地方政客打壓，如果這些都是重要的，那麼台灣的文學家為什麼要緘默以對？為什麼出來講話的文學家稀稀落落？日本有現代文學館、連鈔票上的肖像都印上了夏目漱石，中國有魯迅紀念館，台灣在這方面差了一大截，這不能期待政治人物主動地為文學界來作，文學界如果在意，為什麼不更積極地﹝乃至消極地﹞向政治人物施壓，要求他們早日通過國家文學館的設置？
在這個層面上，我佩服齊邦媛教授向權者發出的獅子吼，她的奔走與呼籲不只是為了文學發展，也是為了台灣文化的長足累積。這樣的積極態度，如果不能喚醒台灣文學界，當然就更不能說服台灣的政治人物。因此，我願意繼踵其後，呼籲台灣文學界的工作者加入齊邦媛的行列，採取積極的作為，全面而廣泛地向所有權者施壓，直到國家文學館設立完成為止。這些積極的作為，簡單舉例，諸如在社團部分，台灣筆會、中華民國筆會都可以分別連結作家，正式向台灣的國會施壓，要求這些人民選出來的立委盡快通過設置國家文學館的法源；在媒體部分，各報文學副刊可以強化此一議題，喚醒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的關心；在作家的的部分，可以掌握手中的筆，關注國家文學館的設置過程，給予應有的監督。如果台灣文學界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積極的作為，那麼台灣沒有國家文學館，就不是政治人物或社會的責任，而是文學界自身的恥辱。
從消極的作為來看，一盤散沙的台灣文學界，其實也可以有所作為。文學不能被政治人物工具化，因此國家文學館的設置就不該也不會是一黨一派的事情。文學工作者在這個方面可以採取不作為的態度，對於那些不支持國家文學館設置的政治人物加以消極抵制，對於那些抵制國家文學館設置的立委給予應有的嘲諷與譴責。不為缺乏文化概念、文學概念的政治人物背書，不為藐視文學、瞧不起文學工作者的政客所役使，直到國家文學館以及台灣的文學在這個國家中獲得應有的權利為止。
我也要呼籲所有關心台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人，都來陪台灣文學界走這一條向國家機器爭取文學空間的路途，為文學工作者點上無數的小燈，讓台灣的文學家的創作心血得以延續下去，保留下去，成為後代子孫可以取用的靈糧。文學在資本主義消費市場中，已經被逼到角落，國家文學館的設置，連同設置之後所匯集的台灣文學家的創作心血，最少可以為這個社會保留些許不受污染的精神糧食，為台灣文學香火的延續留下一些火種，鼓舞那些在寂寞的環境中為這個社會創作不懈的文學工作者繼續堅持下去。
我願以一個文學工作者最卑微的心情呼籲，所有台灣文學的工作者，以及所有關心台灣文學與文化命脈的人士，都來加入催生國家文學館的行列，讓台灣在邁進二○○○年之前，除了巨蛋之外，也能夠誕生一座獨立的、不受政治力掌控的國家文學館。在這個文學館中，從明鄭統治時期以降的台灣新舊文學、漢文日文華文以及台文文學、原住民口傳文學都被具體地展示出來，所有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創作的文學家的成果都受到完善的維護與蒐藏，所有台灣文學和文化的研究者都可以在這裡順利取得他們研究的資料。而更重要的是，將來所有不同族群出身的作家和台灣人民都可以在這座文學館中找到屬於台灣的心靈的故鄉，作為一種認同，以及作為傳承與再生台灣新文學的活水源頭。
──1998.12.07.自由時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32-1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