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台灣的新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也有不同之處。作為遭到新興殖民帝國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基本上面臨政治上是日本國民、種族上以中國為祖國、而現實情境則是台灣人的三重身分認同的困擾。這三種身份認同的困境，從而結構了1920年代之後台灣新文學的複雜形貌，並成為其後新文學運動史上諸多論戰與爭辯的主軸，迄今仍未完全釐清。 要談「台語文學」，必須先掌握這樣的歷史脈絡，方才能夠理解此一以語言與認同為書寫動機的文學類型何以八十年來起伏、中輟，卻從不間斷的原因──那就是希望以母語書寫，建構母土認同的夢與追尋。

「台語文學」，簡單地說，就是使用台灣語言書寫的文學創作，因此語言構成了它的主要形式，並且決定了它的主要內容。西方語言學家沙皮爾﹝Sapir﹞和沃夫﹝Whorf﹞早就指出，人類的思想過程以及世界，都是由語言的文化結構所形塑出來的。因此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反應以及再現的意識型態，乃就界定了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台語詩的出現，早在日本統治時期就已開始，具有文學革命的目的，也具有塑造台灣新文化的意義。這個運動，起於1930年代「台灣白話文論戰」的掀起，1940年代中斷，1970年代再起，到如今寫手眾多，由原先的閩南語到期後客語詩人的加入，成為當代台灣文學的特色之一。

日本統治時期的台語文學，基本上具有強烈的反抗日本「同化政策」色彩，「台灣話文」相對於日文，標誌著台灣文學家在語言上對抗日本文化霸權的積極用心；同時，由於提倡者多屬社會主義論者，台灣話文運動也特別彰顯以「勞苦大眾」用語對抗主要是地主和士紳的資產階級文化的意義。因此，台語文學是和台灣新文學運動同時上場的。

1921年，陳端明發表〈日用文鼓吹論〉，強調「言文一致」；1922年，蔡培火主張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1923年，黃呈聰強調台灣「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語言，做一種折衷的白話文」，黃朝琴倡設「台灣白話文講習會」等，都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先聲。到了1930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唱鄉土文學〉一文，主張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1931年，郭秋生發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強調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重要性，呼籲文學界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黃郭兩人的「台灣話文」論述既出，蔚為論戰，也種下了台語文學的種籽。不過，這個階段如曇花一現，其後日本發動戰爭，對台推動「皇民化運動」，禁用漢文，台語文學創作也因此中輟，只留下少數的詩人，如賴和、楊華的台語詩作。

	1989年8月，林宗源﹝左﹞、向陽﹝右﹞與林文義﹝中﹞，在日本筑波大學參加一場由張良澤召集的國際文學會議。

第二波的台語文學運動，要到1970年代才展開。這個運動一開始是以現代詩的台語創作出現，首先從事試驗的是林宗源和向陽，到了八○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社會變遷和政治民主化的展開，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等人陸續投入，蔚為一股閩南台語詩的創作風潮，至九○年代更有陳明仁、胡民祥、陳雷、林沉默、李勤岸、路寒袖、陳雷等詩人加入；同時客語台語詩的創作者也有黃恆秋、杜潘芳格等投入，使得台語書寫普化到閩客兩個語言之上。此外，1987年解嚴之後，在眾多語言學家的投入之下，台灣語言字辭典與研究如雨後春筍，提供給台語文學創作者更大的便利性與參考性，於是不僅止於詩的創作，也見於散文、小說與戲劇劇本，寫手日多，形成一股風潮。

 這篇短文無法詳細介紹所有台語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種母語文學書寫，台語文學的作家及其作品基本上都泊靠著台灣的港岸，為這塊土地努力發聲。他們用母語書寫台灣新文學，其中又以台語詩為盛，類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的嘗試，既表現了對土地與人民的認同，也有可能發展為新的文學革命，創造出新的書寫典範，因而值得我們加以鼓勵與期待。

〈延伸閱讀〉

《台語文學大系》，林央敏編，金安文教。
《台語詩六家選》，鄭良偉編，前衛出版社。
《林宗源台語詩選》，林宗源，自立晚報。
《土地的歌》，向陽，自立晚報。
《雉雞若啼》，黃勁連，台笠。
《黑潮集》，楊華，桂冠圖書。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洪維仁，前衛出版社。
《台灣話通論》，許極燉，南天書局。

2001/09《文化快遞》九月號第3版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4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