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一行人駛離繁華的臺北城，前往深坑、石碇山區，路在搖晃的樹影及草香氣息間蜿蜒著，夜色闃黑幽靜，大家對於不熟悉的路況，不免有些憂心，深怕一個岔路的判斷失當，便要墮入更深的黑暗中。所幸華梵學院明亮的燈光，遠
遠地透了過來，讓人感受到向陽在他的網站「向陽工坊」上所寫的「暗夜中的一絲微火」的意象。
聽向陽先生朗誦他自己以及其他臺語詩人（林宗源、黃勁連、宋澤萊、林央敏、路寒袖等）的詩，除了詩詞音韻上的美，詩句裡所包含對家國的愛、感歎人生的無奈、青春的悲逝等，透過日常講述的話發抒出來，那份質樸語言的生命力，才是真正觸動人心的吧！一如向陽朗誦詩人黃勁連的詩作「海湧一重一重．飛過
茫霧的岸頂．飛過船頭．飛過紅色的船燈．海鳥啊．啥人會了解．你寂寞的心情」那樣，讓人感覺到臺語的美與深沉。以下是本次演講摘錄：
臺語是島嶼上的人共同歷史、心靈的記憶
這是我第二次到華梵，第一次來時這裡還是一片荒山，這次再看到已是校舍巍然。今天的題目「另類的聲音」，簡單的講也就是「邊緣的聲音」，指的是臺語詩在當代詩壇的位置。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少接觸臺語詩，雖然如此，但我們基本上不能忽略臺灣這塊土地上最少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使用臺語，不論你把它當成是正式的族群語言或者地方語言，臺語都是確鑿存在的語言。它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以及電視、廣播、報紙，就像「強強滾」成為報紙標題這樣，已經成為另一種流行；不管會不會臺語，最少都聽得懂一點，這顯示臺語的在當代社會中的使用，不宜被忽視。
從臺語發展的背景來看，它也是這塊海島從漢人開發以來，在四百年的時光中，經由島上多數人傳承下來的語言，其中包含著島嶼上的人共的記憶、歷史的記憶、心靈的記憶，臺語的特質，因此也就與歷史記憶無法分割。不過，這個部分，專指臺灣的通用語閩南語，這裡的臺語定義是約定俗成的定義。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語也需要更廣的定義。這三、四百年來，所有參與開發臺灣島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事實上也都該稱為「臺語」，原住民的語言不必說就是臺語，客語當然也是，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外省族群使用的語言，在落地生根既久之後，也都應該被視為「臺灣話」的一種。換句話說，廣義來看：凡是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講的話，都應該視同是「臺灣的話」「臺灣語」。我個人認為，從歷史、人與土地的關係來看，這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對臺灣話的界定。
不過，我今天所要介紹的臺語詩，還是採取狹義的、歷史的與通用的「臺語」定義，也就是使用臺灣閩南語寫出來的詩。這是必須先做個說明的，當中，不含任何歧視、任何沙文主義，只是以約定俗成的定義，作為分類的便利。
臺語詩的相對性概念與臺灣新文學的發展
同樣的，當我們談到「臺語詩」這個符號時，要注意到它隱含著與臺語一樣的兩種定義。廣義的臺語詩，指凡是使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語言，用文字表現出詩的形式者，皆是；
如此不只臺灣閩南語的詩是臺語詩，在臺灣使用國語寫成的詩也可稱為臺語詩。在這個定定義上看，臺灣作家使用不同語文寫出的文學，我們都可以叫它「臺語文學」。另一個則是狹義的臺語詩，專指使用臺灣舊住的族群使用的語言（如閩、客、原）寫出的詩。而更狹義的臺語詩，則專指福佬族群的詩人以福佬話寫的臺語詩。這個定義的劃分，不盡理想，但卻是一個現實的事實，一個約定俗成的分類，沒有任何排斥性指涉，我們也必須先做說明。
今天我要介紹的臺語詩，就是使用臺灣閩南話寫出來的詩，是屬於最狹義的臺語詩部分。在新詩發展八十年的短暫歷史中，為什麼會出現「臺語詩」這樣的形式、概念或名詞呢？簡單地說，這個原因來自歷史的發展結果，也來自新詩形式的相對性。臺語詩顯然相對於國語詩，臺語詩又相對於古典詩，這當中有著複雜的歷史與政治因素，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相對的概念，而這種相對性的產生，我們要從臺灣新文學的發展來看。
一九二○年，臺灣的知識青年在日本東京創辦《臺灣青年》月刊，它的發刊在於經過前此武力抗日的挫敗，使得這些知識青年體認到臺灣人要用武力反抗日
本已無可能，要繼續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唯有從文化運動、透過文化啟蒙著手。
因此，《臺灣青年》特別強調建立新思想與新文化，他們介紹世界文學、中國五四運動、日本的新文學思潮，鼓吹臺灣的文學家使用白話文表現台灣人心聲，臺
灣的新文學便同時由此開始。此時期重要的鼓吹者及創作者為張我軍，其作品《亂都之戀》是臺灣現代詩史上第一本新詩集，另外如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寫作白話小說，被稱為臺灣的魯迅。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在這個階段中，有部分的思想是來自五四運動的啟發。
使用臺灣話來寫詩寫散文寫小說
但特別要注意的是，當時的臺灣人，無奈而不得不擁有的國籍是日本，當時的「國語」是日本話，因此不是所有的臺灣作家都懂得中國的白話文學，能夠使用漢文來寫作。這反應到文學發展史中，就產生了臺灣作家要使用「什麼話」來寫作的論爭，有名的「臺灣話文運動」在這樣的時空下，因此在三○年代的臺灣出現。當時的作家黃石輝認為「臺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應臺灣現實社會情況，所以必須使用臺灣話來寫詩寫散文寫小說。這個論點有三層意涵：從政治上來看，他們是日本人，應寫日文的白話文學；就種族來看，臺灣人多數為漢人，應以中國白話文寫作；但就現實社會條件看，當然要用臺灣話文寫作。這就導致了三○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而臺語文學也就此應運而生。
不過，這個運動並沒有持續多久，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對臺灣開始採取全面廢止漢文的政策；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臺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這都使得臺灣的白話文學運動受到嚴重打擊，臺灣新文學進入全面日文書寫時期，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因此，臺語詩的寫作，在日本統治年代，猶如曇花一現，無疾而終。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作家開始面對「跨越語言」的挑戰；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也使得臺灣精英受到重挫，臺灣新文學的日文書寫時期從此中斷，臺灣作家必須從頭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字，這樣的寫作情境，
我們應該可以體會其中的無奈和悲哀。臺語詩在這樣的環境中，當然更難復甦。臺灣的新文學作家是在這樣的挫變中匍匐前進，經歷多重波折，而書寫語言的不斷變換，也使得臺灣作家的書寫形式不能不隨之變動。加上在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的打壓與箝制，反共戰鬥文學的一元思潮甚盛，也使得臺灣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壓縮，更不必說使用臺灣本土語言寫作文學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後，臺灣的文壇開始了一次反挫與省思的過程，這場論戰基本上牽涉到文學創作是否應該關懷土地、延續傳統、表彰民族性的議題，當然也隱含執政者對在野文壇打壓的企圖，不過後者並未成功，而鄉土文學的本土化思潮則開始醞釀、鋪陳開來。在這同時，臺語詩便重新出現了。不過，那時的詩壇寫作臺語詩的，只有南部的林宗源先生和我兩位。我那時在臺北讀文化學院，大二學生。林先生的想法，我無法代表他說明；我的思考，當時是這樣的：第一，我從小講臺語，並且追求文學創作，我為什麼不用母語來寫文學呢？第二，則是將臺語詩當成一種挑戰，在文獻缺乏的情況下，我希望藉此磨練自己對母語的掌握；第三，臺語詩在當時的詩壇是完全另類的形式，我身為一個使用臺語的文字工作者，一個新人，以臺語表現詩學，或許可以開創一條新路。此時林宗源先生在臺南，我在臺北，真有兩顆孤星南北對泣的感覺。
期待臺語文學提供新的文學花果
當時的詩壇，稱我們的創作是方言詩，普遍視臺語詩為地域性的文學、偏狹的文學。當時我初生之犢，面對著這種指責、打擊，以及極有無法在詩壇出頭的可能，乃致被政治處理的危險，依然努力寫作，尋求有限的發表媒體，幸賴當時《笠》詩刊的主編趙天儀先生、《臺灣文藝》的主編鍾肇政先生賞識，才有發表園地，聊慰孤寂。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相當珍惜這段年輕時光中的狂妄與夢想。每個人年輕的時候或許都該有些狂妄與夢想，把它點燃起來，即使它又被吹滅，但起碼曾經閃過的光，在暗夜裡仍會存在，那份光明也會留存下來吧。我後來以臺語詩聞名，是當年想像不到的。
八○年代之後，從事臺語文學創作的夥伴日多，到了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後，臺語研究與臺灣研究更是成為顯學，投入臺語詩的寫作者愈來愈多，八○年代末期，寫作臺語詩的詩人已有百人以上，並且有著比我更成熟、更完美的表現。而臺語文學，也在經過從七○到九○年這二十年的過程中，慢慢受到社會的重視、文壇的正視。儘管由於它萌長的時間仍然短促，整體的處境（特別是在大眾媒體的發表上）仍然身處邊緣之地，被視為另類的存在，
但我深信，一個文學的新形式，在它與土地、人民貼合，而又能完熟發展之後，必然可以為臺灣文學帶來新的視窗。
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出現一個有能力彙整臺灣歷史、土地、文字、語言與人民新聲的大詩人，像但丁那樣，像莎士比亞那樣，豐富臺語詩的內涵，開創臺語詩的新境，讓這個在三○年代臺灣土地中埋下的種子，發芽成長，為臺灣，也為全世界的文學提供新的花果。我如此期待於自己，更如此期待於更年輕
更更有希望的各位。
﹝1998.12.28.在華梵大學，1999.05.26.中央日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52-1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