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七、八○年代的文學歲月和革命時光，特別是一九八七年的解嚴，一九八八年的報禁解除，宛如禁錮的地窖終被打開，暗房透進了光線，台灣的社會一下子甦醒過來，奇花異卉四處綻開，風雨雷電的日子已去，風和日麗成為九○年代初期台灣的主要圖像，各種聲音因此從社會的每個角落裡發出，想像在每個人的心頭滋長，一個新社會正在快形成中，新的秩序、新的典範也正在型塑中，儘管伴隨著的是舊秩序瓦解的亂象，但因為新的想像已經形成，從而各個領域中也就浮現出了不少新的景象、新的一代，和隨之而起的新的希望。

這個階段，我在媒體工作，擔任仍屬異議報業《自立早報》總主筆的工作，負責報社筆政並撰寫社論，同時負責創辦供給海外台灣讀者閱讀的《自立周報》﹝海外版﹞，擔任總編輯，率領五位同仁每天蒐集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聞資訊，將台灣的聲音傳達到美國、歐洲、澳洲等地。社論的工作，是我早已熟悉的工作，政治觀察和評論就是當時我主要的職責，每天瀏覽多家主要媒體、注意當日台灣與國際發生的大事，是我的常態事務；而《自立周報》就是每週新聞文摘，與我共同工作的編輯同仁有魏貽君、楊翠、林文義、廖淑頊、馮景青，以及負責美術的何華仁，這個小報，匯聚的都是文學家，但也都同時具有媒體記者身分。我們是七○年代以及其後陸續以文學創作者身分進入媒體工作的一群，因此除了編報之外，文學就是我們共同的夢和話題。

魏貽君、楊翠、林文義、廖淑頊、馮景青和我都曾編過副刊，因此《自立周報》形同另一個副刊室，只是我們不再編副刊，而是試圖以文化人的身分精編一個理想的質報，在這媒體中，我們擁有遠較於國內報紙更寬的言論尺度，擁有可以容納海外看台灣觀點的空間。九○年代初葉的台灣圖像，就像這樣，文化工作者大量進入競爭中的台灣報業，在《聯合》報系、《中時》報系和《自立》報系鼎足競爭中花繁葉茂；而更新的世代也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開始踏入文學場域，並且展現了亮麗的羽翅，飛向不再被教條和威權覆蓋的天空。

當時的《聯合文學》已經屆滿六週年，一九九○年十一月推出的第七卷一期推出「第四屆小說新人獎」專輯，就令我眼睛一亮，看揭曉名單，中篇小說推薦獎由當時還是台大學生的邱妙津獲得，佳作是林裕翼；短篇小說的首獎是王文華，推薦獎是駱以軍，佳作則有羅景壬、師瓊瑜、裴洵言﹝在美﹞等新秀。看這份名單，閱讀他們的作品，我知道一個新的文學浪潮已經湧動起來了，與我同年代的黃凡、宋澤萊、林雙不、張大春、古蒙仁……等曾經燦亮在七八○年代的青年小說家將不再年輕，新的世代有他們心的圖像要書寫、新的格局要開創；同時，比較當時的「聯副」、「人間」、「自立」……等報紙副刊，曾經在七八○年代深刻影響台灣文學發展的副刊主導文學年代似乎也開始褪色了，文學雜誌已經初步具備鼓舞文學新潮的實力。看這份得獎名單作者後來的文學發展和書寫成就，如今已經驗證了當年我對他們表現的亮眼感覺。

事實上，進入九○年代的副刊，由於報禁開放和報業進入激烈競爭的關係，已經開始失去報禁時期的光華色澤。一九九一年我以在職生身分考禁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時，就決定要以台灣報紙副刊的尋波探源作為碩士研究的題目，三年後我取得學位，碩士論文就是〈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聯性研究：以七○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作為例〉。在這部論文中，我分析七○年代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聯合副刊為主的意識形態論述，區辨兩者之間的異同，考究副刊和社會變遷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寫完之後，我也已隱然感覺，一個以文學/ 文化主導社會思潮的副刊年代似已過去，新的文學傳播模式與新的年代就要開始。而這個趨勢，副刊文學/ 文化模式的解體、大眾模式的出現；文學傳播功能的弱化/ 轉移，新一代的作家恐怕將面臨更嚴酷的出版與傳播的考驗了。一九九一年，「聯副」發刊屆滿四十週年，是副刊風華的最高峰，那年九月林燿德在《聯合文學》第七卷十一期發表了〈聯副四十年〉，我看著看著，忽然感到文學榮景可能開始凋萎的悽涼。以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來看，由一個寫詩人、到副刊主編，而報社總編輯，到當時負責報社政治評論工作的發展來看，七○年代可能從此難再，而像邱妙津、駱以軍、林燿德……這些年輕的、才華洋溢，且又能夠建立自己新美學的新銳作家，他們將如何在一個開放、多元的年代中走出自己的年代和世界？我也不禁為他們憂心。

以林燿德來說，這位早在高中時期就展露高度才華和銳氣的多方位作家，寫〈聯副四十年〉時還不到三十歲，一九九六年元月卻突然病逝，得年才三十四歲。在九○年代上半葉他可說是文壇最具衝撞力量和前衛性的作家，逝世之前已有論述八冊、詩集七冊、散文集四冊、小說七冊、劇本兩冊，絕非當時已經主控媒體的中壯代作家所能相比，而除此之外，他還兼為各種文化、文學刊物編選或策劃專題。《聯合文學》第七卷八期、九期﹝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月﹞就刊出了由他策劃的「中外文學十個世紀末」專輯，顯現出他作為一個策劃者﹝而同時也絕對會是一個一流副刊編輯﹞的宏觀視野和執行能力；再往前一期，第七卷七期他發表了的論述〈重建詩史的可能〉，則以對當時中國學者古繼堂所著《台灣新詩發展史》進行了尖銳、深刻的評述，對於台灣詩史的年代劃分，提出了深具自信而有確有史觀根據的論點。我在他的這篇論述中，看到他以「文化觀辯證時期」提出始於一九六九余光中出版《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迄於一九八五年向陽出版台語方言詩集《土地的歌》為止的詩史劃分法，就知道他對於文學歷史發展具有洞澈的前瞻力，因為在那個年代，他已經正視到台語詩﹝台語文學﹞在台灣詩史上的定位問題，而非只是因為他對我的厚愛。

林燿德是九○年代閃亮的文星，卻始終缺乏讓他馳騁的文學傳播場域，最後倒在他筆耕的桌前，這毋寧前一年﹝一九九五年﹞邱妙津在巴黎自殺身亡，留下最後一部作品《蒙馬特遺書》樣令人不捨。九○年代，副刊走向衰頹之路，年輕而有爆發力的新銳則又以如此叫人錯愕的身姿，告別他們如日當中的書寫生涯，相信這是台灣文壇共同的痛。相對的，當年同時崛起而至今創作力依然旺盛、書寫成績斐然的駱以軍、王文華……等則更讓像我這樣癡長幾歲的寫作者寄予期待。

除了副刊的轉變、年輕作家的崛起/ 殞落之外，九○年代也還是台灣和國際社會接軌愈發頻仍的年代。我自己在創辦《自立周報》之初，就曾因推廣報紙需要，被報社派往美國各地去演講台灣政情，而實際上是希望因此讓這份報紙在美國各地落地生根。當時我和報社駐美特派員蔡滄波兩人開著租來的車，美東美西美中各地奔跑，就有台灣必須和國際社會接軌的強烈感覺，這種感覺其實也表現在《自立周報》喜歡以大幅照片處理新聞，以留白設計處理版面的實務上，與當時國內報紙新聞圖片的處理大不相同。我也注意到《聯合文學》的敏銳，一九九一年二月出刊的羅蘭•巴特「戀人絮語」專輯，四月出刊的「反叛的異教徒──地下•邊緣論」就都預見到其後至今台灣出版、文化領域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九○年代剛剛打開的暗房中，這些來自台灣外部的光線，加速了整個社會探頭向外的動力和夢想。

因此，當我重新翻讀十三年前的一整卷《聯合文學》，不免也勾出自己在九○年代的回憶。就文學的領域來說，九○年代的我猶似一座熄火山，文學書寫已經被政治評論、文化評論和其後的學院研究所取代。這一年，我在《聯合文學》只發表了一篇文章，那是列入第七卷十期「詩魂歌魄：流行歌謠五十年滄桑曲」專輯中，題為〈青春與憂愁的筆記：從台語歌謠的「悲情城市」中走出〉的文化論述。十三年後的此刻，隨著燈下翻閱《聯合文學》，回憶和舊情竟也綿綿如台灣歌謠的主調。青春與悲愁在滾動的時光中逐漸流逝，九○年代初葉的文學世界、同儕臉顏和曾經的副刊、雜誌閱讀經驗，又彷彿被打開的暗房一般，在這一卷十二本《聯合文學》書頁的掀起、翻落中流瀉出叫我迷惘的昏黃的光與色澤。

2004/05/01《聯合文學》235期，頁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