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 2001/03/20 ●更新:2009/06/30             | 知性的 | 感性的 | 批判的

 

  

 
風向球

二十年前龍應台燒起的野火,曾經讓暗黑的台灣社會看到脫離極權統治的出口;二十年後,台灣社會已經走過黑暗,走到出口,卻發現前路分歧,因而徬徨四顧、不知左右何之?當此之際,龍應台的《野火集》重版再印,一方面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一起走過來的年代,鑑歷史之鏡,一方面更有讓此時此地的我們冷靜省思,如何擺脫族群和政治意識形態陰影,無分血緣、地緣,而以堅持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共同價值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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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note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5年07月09日 

 


 

從「當家」到「作主」

:二十年後重讀龍應台《野火集》有感

 

向陽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台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龍應台逐一例舉她回國一年所看到的台灣社會亂象,質疑這個社會為什麼不生氣?

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為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這篇文章是《野火集》的第一篇,其後龍應台以她敏銳的觀察、犀利的文筆,以及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中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觀點,陸續發表了〈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對立又如何?〉、〈台灣是誰的家?〉等文章,在短短一年中,迅即引起各方熱烈反應──用龍應台的話來說,「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嚥;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當時國民黨文宣、政戰單位幾近「抓狂」;在高壓戒嚴下無處傾訴苦悶的小市民、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則對龍應台的「滋事」姿勢大表認同,四處散發這些被執政者認為「有問題」的文章。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了,不到一個月再刷廿四次,不到半年就超過五十刷,賣出十多萬本,這樣的熱賣現象,在八○年代中期,大約只有反抗國民黨的黨外雜誌可堪比擬──但又不同,《野火集》平躺在大書店的入口平台,標誌著「暢銷書」、「狂賣」、「推薦閱讀」的光彩,在讀者的口碑相傳中,燒出熊熊的火光,龍應台因此成為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要求改革的代言人;黨外雜誌則是在警總不斷的查禁、搜索和幾近「抄家」的抑壓之下,以「禁書」、「違反國策」的「污名」而同樣在讀者的口碑相傳中熱賣,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為了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為止。
龍應台的社會批判和「黨外」雜誌的政治批判是兩條不同的路線。一個在體制內發聲,要求從人民生活看得到的地方改革起;一個在體制外發聲並且採取行動,要求國家機器和體制的改變。兩者都是八○年代的台灣社會和人民所需,沒有必要比較其中高下。龍應台實際上已經注意並對當時台灣的思想自由和民主問題有所質疑,遺憾的是,她的發聲平台是在國內仍受思想掌控的媒體上,這使她主張思想自由、要求民主政治的文章難於發表,《野火集》中對於台灣當時集權統治的現象之所以未發一語,是因為這樣的政治場域限制,而非龍應台不為。
事實上,龍應台寫了〈歐威爾的台灣?〉,以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小說中虛擬但實際存在的「老大哥」集權統治暗示台灣欠缺民主自由制,但這篇文章並未見報,到出書時才收入,可見當時媒體受到的壓力。另一個例子是,《野火集》出書之後﹝也可能是之前﹞,龍應台寫了一篇〈天羅地網〉,以極其強烈的口氣質疑:

啊,是誰在製造這麼一個沒有逗點沒有留白沒有空間沒有思想自由緊得透不過氣來密得掙脫不掉使眼睛耳朵頭腦疲備不堪天羅地網的環境?

這篇指向統治者製造「天羅地網」的文章,在我推估,應屬《野火集》寫作時期作品,然而也未能見於她的專欄,直到次﹝一九八六﹞年五月,才由龍應台親手交給我,於當時我主編的《自立晚報》副刊發表。《自立晚報》是當時比較能夠說話的本土報紙,長期要求向當局要求民主、自由與人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天羅地網〉不在龍應台專欄,而在《自立晚報》副刊刊出,也說明了體制內改革者也遭到「老大哥」監控的無奈。
儘管如此,《野火集》從專欄到出書,燒出的「龍應台現象」仍不可小覷。當時剛從德國回來不久的龍應台,面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專政統治,敢在國內大報批判社會、教育、環保問題,戳破膿包;敢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政府若失信於民,人民要有勇氣興訟」,戳破威權;敢在國民黨強調「光復台灣」的「德政」之前要求「把台灣當成自己的家」,戳破神話……,都替人民說出了放在心裡而不敢說出話。龍應台把這些話拿到體制中大聲說出來,還「煽動」人民要敢於生氣。她讓高壓鍋蓋下的社會有了一個出氣的出口,讓國民黨無法使用對付「黨外」打壓禁絕的慣常手段壓制人民的聲音,並且對「黨外」體制外改革仍難影響到的中產階級產生意識形態的扭轉。這就是龍應台現象的意義所在,也是《野火集》對八九○年代台灣社會的影響所在。
從一九八五到二○○五,轉眼二十年過去,這二十年來,台灣的社會轉變快速,「黨外」成立了民進黨,並且取代國民黨主政,兩大兩小的政黨政治成形,加上言論自由、人權保障已經如同陽光、空氣──龍應台二十年前大聲疾呼的議題,看起來都已被解決。二十年前,龍應台筆下污臭的淡水河、四處可見的工業廢水污染、環保問題、交通問題,乃至於偉人銅像、口號、題字……,都已經被這個社會以共識和整體的努力予以改善了。生氣、大聲抗議、遊行、反對政府、批評國家元首,乃至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前途應獨應統、對於自身身分認同是台灣人或中國人,都成為公共領域可以討論、辯難的議題,儘管往往不歡而散,但至少問題被攤開來,被討論,也被「生氣」了──龍應台二十年前的野火,已經不「野」了。
但問題還是存在。龍應台二十年前質疑的、生氣的、看到或未看到的問題,仍然在二十年後繼續以同樣的、或不同樣的形貌繼續存在、持續發生。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光復節次日﹞,她在專欄中以〈啊!光復節!〉為題預言:

四十年後的臺灣,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種,只要他把這媟瞴u家」——心甘情願也罷,迫不得已也罷——只要他把這媟瞴u家」,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耕耘、培養。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這個家才會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龍應台二十年前觸及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台灣認同的課題。走與不走,留與不留,心甘情願與迫不得已,如果我們都能把台灣當成自己的家,則藍綠、統獨、台灣人中國人的爭執,就會只是我們自家的家務事,不容外人干涉、不勞他人置喙──一個新時代已經展開,新時代台灣人的議題正在浮現,只要認同台灣這塊土地,認同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最高價值,借用龍應台的語氣來說:

不管他是哪裡來的人,不管他要去哪裡,只要他把台灣當「家」,只要他把在台灣與他共同生活的人當「人」,只要他把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當「價值」,台灣就能成為人人安居的所在,而不假外求。

二十年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二十年前龍應台燒起的野火,曾經讓暗黑的台灣社會看到脫離極權統治的出口;二十年後,台灣社會已經走過黑暗,走到出口,卻發現前路分歧,因而徬徨四顧、不知左右何之?當此之際,龍應台的《野火集》重版再印,一方面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一起走過來的年代,鑑歷史之鏡,一方面更有讓此時此地的我們冷靜省思,如何擺脫族群和政治意識形態陰影,無分血緣、地緣,而以堅持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共同價值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2005/05/23,收入龍應台《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台北:時報文化,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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