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詩發展要從一九二三年追風﹝謝春木﹞發表日文詩作〈詩的模仿〉四首短製開始，該詩於次年四月發表於東京的《台灣》雜誌。從這首詩的發表開始算起，台灣新詩至今已有七十六年歷史。七十多年來，台灣詩人的創作日豐，史料日增，學者語研究者也不在少數，然而一直未能出現一部記載新詩發展的史著，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台灣新詩史建構的困難，主要是因為它的發展和台灣近現代歷史的複雜弔詭有關，台灣新詩的發展以日文書寫文本開始，就充分說明了這種複雜性與弔詭性──歷經兩個政權的統治，使台灣文學和它背後的歷史形成一種斷裂，但在斷裂之中又有著構連，日本統治時期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是明顯的斷裂，台灣文學家的創作聯繫未斷則是可見的構連，要處理短短六七十年之間兩個統治政權下的文學史﹝詩史﹞，當然有其複雜性；弔詭的是，這短暫的書寫年代中，文學表述的語言，及其背後的文化認同與意識型態差異，也絕非通過一種語言的了解、一個視角的瞄準就能週延論述。這使得台灣新詩史的建構出現了某種鴻溝，需要更大的歷史視野和理論架構，方能精準詮釋。

台灣新詩發展以日文書寫開始，其間先後出現各種語言的轉折，大體上說，在日治時期已經有日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三種相異的語言工具，這些語言在詩的書寫上，不但是工具，也是意識型態和文化意涵的表述；戰後以國語為主要語言的書寫，以及七○年代開始的台語詩的書寫，同樣如此。這使得台灣新詩發展陷入被殖民的情境，也凸顯主體性建構的認同問題。詩史的建構因而面對如何解釋的挑戰──能否清晰掌握不同年代、不同語言的新詩風潮，給予適度的評價，對於有意建構台灣新詩史的研究者來說也形成嚴酷的考驗。

其次，撰述七十多年的台灣新詩史，最少必須試圖解釋台灣新詩發展的脈絡何在？這牽涉到對台灣近現代史的充分知識和觀點，這個部分則又和兩個主體性的思考有關，一是台灣的主體性，一是新詩的主體性。如果不能掌握台灣的主體性，則「台灣新詩史」的命題便無意義；如果不掌握詩人的文本與詩社群的思潮，及其與政經文化風潮的互動，則「台灣新詩史」的形貌便無法具現。因此，台灣新詩史的撰者，面對的是如何定位台灣主體性、如何爬梳新詩主體性的雙重難題。

第三，台灣新詩史也面對如何定位詩人詩社歷史位置的考驗。日治時期追風、賴和、楊華、水蔭萍與戰後紀弦、覃子豪、林亨泰、白萩乃至一長串名單的詩人群，還有先後出現的詩社集群、美學主張，各有不同，互相競爭也互相顛覆，這些詩人詩社在台灣新詩史中的地位或份量如何，要分別從他們的主張和詩的文文本之中，通過文學社會學、也通過詩的美學去檢驗，最後還得放置到台灣的歷史和政治變遷中評量。

最後，是史料的檢驗和解讀分析。最大的難題，則在日治時期日文書寫階段的相關史料漢文本的解讀，截至目前為止多半依靠翻譯，鮮少直接取自原文的閱讀和爬梳，這使得台灣新詩發展與文本的掌握多半停留在以漢文﹝或已經漢譯﹞的詩人詩作與史料的範疇，無法釐清台灣日治時期新詩發展的全豹，且每見錯誤解釋與扭曲閱讀的缺點，中國已出幾本台灣新詩發展史著作都有著這種毛病。

個人以為，理想的台灣新詩史撰述，必須採取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誠實處理台灣歷經兩個統治年代，三種語文糾葛，同時參雜著國家、族群認同衝突的詩與社會的課題，來定位詩人詩作與詩社詩潮的歷史位置。台灣七十餘年的新詩發展乃是眾多詩人擺盪在主體性與認同之間，尋求詩與社會對話的過程。台灣新詩史的撰述者應該面對這樣複雜弔詭的課題，才能勾勒出台灣新詩發展的主流與脈動。

2000/12/4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3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