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流離以安慰，土地就不仇煞
給冤曲以平反，天空就不肅殺
──向陽•〈處暑〉
一、
爆發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距今已經五十三年，這場標誌著戰後台灣歷史轉折的流血事件，五十多年來一直結構著台灣社會深層的集體記憶，其中隱藏政治、社會、文化與族群的複雜意涵。在「二二八」的符號之中，台灣人民曾經因為祖國的到來而歡天喜地，鑼鼓鞭炮齊揚；曾經因為祖國的鎮壓而呼天嗆地，血流命喪黃泉；也曾經因為白色恐怖的政治檢肅，在烏天暗地中瘖啞難言；最後是一連串的省覺，結合著台灣民主政治運動和文化重建力量，平反了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政治冤曲，譜出不再仇煞的土地、不再肅殺的天空的民主樂章。
這樣漫長而艱辛的抗爭路途，站在二○○○年的晨曦之下回過頭去看，彷彿還能看到來時的黑夜，籠罩著政治邪靈的陰影，黑爪獠牙舞動在歷史的長廊之中，噬血啃骨，淒厲狂笑；而這五十多年來，為了爭取台灣黎明的先知與勇士，以及部分受到牽連的百姓平民，則仆伏崎嶇道上，在鮮血與枯骨滿佈的威權統治中流離、喪命。
終於，黑夜過去，黎明到來，在黑夜中被扭曲的歷史重新在陽光下接受檢驗，人民用素樸的眼睛看出了統治者的謬誤，用具體的行動扭轉了台灣正確的道路。二二八的得以平反，宣告白色恐怖年代的過去。鑼聲響起，回顧二二八、檢省二二八，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寬恕。只有面對歷史，記取教訓，方才不致重又墮入政治邪靈盤據的幽谷，方才可以走出悲傷恐懼的惡夢。
不過，政治﹝人民的力量﹞雖然可以解決歷史的謬誤與倒錯，仍然難以沉澱出真正的歷史圖像，也仍然無法撫平隱藏在人們心靈暗室的集體記憶，必須也唯有通過美術與文學的書寫，才能讓歷史的倒錯，集體的傾斜有以導正。這就是為什麼偉大的民族往往能在歷史的悲劇中開創出偉大的藝術創作的原因：一方面，從歷史事件中重行面對民族災難，由民族災難之中洗滌心靈；一方面，通過歷史的爬梳，沉澱仇恨，篩點寬恕，通過藝術藝術的創造，再現歷史圖像，重建集體記憶，而淨化、澄明了整個民族未來的道路。
由嘉義市政府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一隻鳥仔哮救救──嘉義二二八美展」，結合歷史學者提供二二八史料、邀請畫家提供繪畫、雕塑、詩人創作詩篇、以及歌人吟唱，就是台灣社會脫離政治牽絆、開始人文省思與藝術再現的一個具體行動。這個具體行動的真正意義在於，它不是用政治宣示或演說來闡釋二二八的歷史，而是用繪畫和詩歌來呈現圖像；它不是用遊行或群眾集會來凝聚共識，而是以想像和創造來衍生認同。畫家筆下的二二八、詩人筆下的二二八，都可能提供給台灣社會關於這段歷史更豐富的文化意涵，從而產生特屬於這個年代的歷史圖像與集體記憶，來面對台灣人民共同的命運，開創新而美麗的未來。
二、
在活動策展人蘇振明教授的邀請下，我有幸參與到這個活動之中，提供有關二二八詩作參展，並因為振明兄的厚愛，先行品讀所有應邀參展詩人的作品，撰寫閱讀報告。從文學，特別是這次參展的詩作中，探看台灣詩人筆下的二二八圖像，通過這些連結當代詩人想像與五十多年前歷史記憶的作品，爬梳其中值得注意的人文省思。我既深感惶恐，也樂於承命。希望通過文本的解讀，能夠爬梳出台灣詩人的歷史反省和文學心靈，也能釐清文學創作﹝想像真實﹞和歷史事件﹝社會真實﹞之間的關聯。
應邀參與這次「嘉義二二八美展」的詩人，有吳晟、岩上、林央敏、陳千武、渡也、王啟輝、利玉芳、蘇振明、林宗源等，加上我共十位，參展詩篇計十六篇。
這些詩作共同的特色是，詩人們描寫的主題都集中在對於二二八事件記憶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上，詩人通過詩的語言，意圖詮解二二八的真實﹝reality﹞與意義﹝meaning﹞之間的關聯，因此這都有點類似於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Charles Peirce﹞對於符號﹝sign﹞的解釋，符號基本上是由符號、對象﹝object﹞與釋符﹝interpretent﹞所組成的三角關係。從符號與對象的關係來看，具有指涉的﹝referential﹞關係，作為符號的這些二二八詩篇指涉的都是客觀歷史中的二二八事件；從符號與釋符的關係來看，這些詩篇又都是二二八事件的釋義的過程，企圖為歷史二二八做文學文本的意義的定位；再從釋符和對象的關係來看，則都指向再現二二八歷史真實及其與當代社會的意義的關聯。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吳晟選擇了「機槍聲」與「獸魂碑」的意象作為他解釋二二八事件的文本符號所寫出的兩首詩篇，機槍聲，具體而直接地呈現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最鮮明也最直接的集體記憶。沒有人忘得了「一九四七年，渡海而來的機槍聲」如何掃射當時的台灣，這是作為符號的「機槍聲」指涉的歷史對象的二二八的真實呈現；然後，詩人將「機槍聲」作為一個釋符，進一步連結到二二八事件之後白色恐怖年代，以迄於今的台灣政治變遷，他寫這些機槍聲如何「鞏固了台灣島上無所不在/ 黑壓壓的銅像」、「化身為白色標語口號」、「化作強勢的政令」，乃至：
至今，每張選票
圈印票筒的紅色印記
仍隱隱重現一九四七渡海而來
密集掃射的機槍聲，未曾停歇
於是「機槍聲」的符號一方面既是詩人指涉的二二八事件，也是詩人通過釋符所欲突顯的台灣政治社會真實。簡言之，「機槍聲」不但是二二八的主要象徵，也是台灣戰後統治機器國民黨的象徵符號。在這裡，吳晟給出的台灣歷史圖像與集體記憶就是「密集掃射，未曾停歇」的機槍聲。另首〈獸魂碑〉則以反諷的方式諷刺台灣人命與獸魂類似，也有同樣的效果。
岩上的解釋則與吳晟異曲同工。在參展的兩首詩作〈白色的噩夢〉中，岩上使用「熱血流盡/ 接著淌出白液」來指涉由二二八﹝熱血流盡﹞及其後白色恐怖年代﹝淌出白液﹞台灣人的悲哀，通過這個釋符的使用，二二八從而不只是一個政治的鎮壓，同時成為戰後五十年台灣社會共同的「噩夢」：
被撕毀
模糊的史冊，不忍卒讀的
頁頁，我們
屏息，不敢出聲
用顫抖的白旗
從「白液」到「白旗」這些次象徵符號的使用，也都指向國民黨戒嚴威權年代的肅殺氣氛，具體反應了當時的歷史真實與社會真實。相對地，則是岩上另一首以台語寫出的詩作〈淒麗的聲音〉，這首詩試圖還原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民間的心聲，藉以突顯「咱已經從哭調仔的目屎中站起來」的當代社會真實，在絕望過後重建信念，「淒厲的聲音」固然不忍卒聽，「台灣壯麗的歷史詩歌」則有待書寫。這都可以看出詩人再現台灣歷史走向的意圖。
林央敏參展的兩首詩作都與二二八的歷史記憶有關，〈倚置二二八紀念碑前〉傳達的是二二八事件平反之後，詩人站在嘉義城郊野的二二八紀念碑之前回想「春去秋來五十冬/ 狗去豬來無二冬」的二二八事件，描述歷史發展，「血腥的雲 充滿天」的圖像相當鮮明，最後的結語則拋出詩人的「映望」：
映望歷史恢復記憶
摃一聲和平鐘
台灣人 雲過天清
通過這三行短句，詩人把「二二八紀念碑」立碑的意義簡短而有力地闡釋出來。詩人的另首詩作〈聽著二二八〉寫在嘉義文化中心聆聽作曲家蕭泰然〈一九四七序曲〉的心情，也有著一樣的「慢慢沉做愛合映望的流水」的感覺。從歷史的集體記憶中，詩人試圖闡釋的是和平與愛對於受傷的民族的必要性。
相對的，是台灣元老詩人陳千武參展的詩作〈墓的呼喚〉。墓碑聯名，墓與碑的符號都象徵死亡、過去、記憶，也可能指涉希望或者無望。在林央敏的「碑」的符號釋義中，它是「映望」；而在陳千武的「墓」的符號中卻可能是「無望」。這首詩以「墓」作為釋符，詩人既同情墓穴洞口內冤死的二二八罹難者不記舊仇，又憤怒於墓穴洞口外的政客與社會遺忘歷史、曲解二二八，社會的不公不義依然，二二八紀念成為忘懷二二八的儀式：
墓穴洞口的呻吟聲
因為有思想才失蹤了五十年
沒有死的 僵屍
卻友善地向這邊招手 招手！
──你我都沒有過錯
沒有兇手
沒有罪的人 都能心安理得
這是相當沉痛的指控，詩人針對著台灣社會對於歷史的善忘、健忘，歷史真相的掩埋，通過「墓」的釋符，再現了今天台灣社會歷史圖像的模糊，以及集體記憶的衰頹。林宗源的長詩〈二二八的血印〉則意在彌補這段空白的歷史記憶，具有史詩的企圖和規模。
書寫二二八平反後相關紀念儀式的，還有女詩人利玉芳這次參展的兩篇，其一是〈蠟炬的淚：二二八高雄追悼會〉，另一是〈公園裡的藝術：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參觀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這兩首詩，前者念二二八英靈，後者諷二二八公共紀念場域遭受「所謂光明面的藝術」的扭曲。詩人處理集體記憶的兩面性，與陳千武前詩也有相同的痛切，一方面是在追悼會中，心靈的接受歷史洗滌：
如果真有不散的英靈
請從被遺忘的角落甦醒
邁開灑脫的腳步
向我這盞閃亮的星光靠近
如果真有
請附身成我掌上的蠟影
寒風無法從我默哀的眼睛裡
吹息你
一方面，則是公共紀念二二八公園中，「堅持將傷痕的記憶隱忍的情結」，「輕易地被所謂光明面的藝術/ 反映了/ 被花費龐大的心思架構/ 融合了」。在這兩首作品中，我們再一次警覺到了當歷史或族群集體記憶被儀式化之後可能出現的模糊與扭曲。
這次參展詩作中，渡也提供的詩作〈清澄的水波：獻給畫家陳誠波先生〉和我的〈嘉義街外：寫給陳澄波〉，是兩首以二二八事件人物為對象的作品。如所週知，嘉義出身的台灣傑出畫家陳澄波﹝1895-1947﹞，在二二八事件後被嘉義市民推為與國民黨軍隊和談的代表，結果竟遭軍方逮捕槍斃，死狀奇慘。兩位詩人以這位一生執著美、善與和平的畫家為對象，書寫他的精神，解釋二二八事件領導者的鄉土之愛，蘊藏的是對於二二八事件本質的探究。以渡也的詩為例：
你以愛的顏料
在人生的畫布上
訴說滾燙的美
那政客與劊子手
也是畫家
他們以血為油彩
槍就是畫筆
這樣的比對，極其沉痛。符號的釋義，通過顏料和彩筆作為象徵，歷史的真實，豈不是和平與戰爭、畫筆和槍桿、美與醜的對照嗎？
王啟輝的作品〈怒吼〉寫嘉義市民「每次上下班/ 都要踏過掩埋屍骨的地方」的憤怒，相當直接地反映了新一代台灣中產階級認知二二八史實之後的無奈與憤怒；蘇振明以畫家身分，這次提供的參展作品則是雄渾有力、激昂慷慨的歌詩作品，不管是〈你咁是勇敢的台灣人〉或者〈目屎及拳頭母〉，都洋溢著歌詩體作品的勁健風格，對於喚醒台灣社會從歷史悲運當中走出自主之路，應有相當作用。
三、
從以上所述台灣詩人參加「嘉義二二八美展」的參展詩作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作為歷史事件的二二八，通過詩人運用想像與符號所形成的歷史圖像，基本上顯現出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與文學釋義的交會。在台灣詩人意圖再現二二八與台灣人集體記憶的過程中，也顯現了他們通過文本符號，追究歷史事件、解釋歷史發展，以及究詰社會真實的意義所在。
從符號學的角度看，這些文學創作的文本，既是符號的本身，也是釋符的一部分；既在針對「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事件的對象加以書寫，也在試圖解釋台灣歷史的意義和定位。我們從不同詩人的詩作中，同樣看到的是，這些詩人走出文學的本位，參與到台灣社會的集體結構之中，整合台灣歷史圖像、集體記憶的努力。他們的詩作語言，與台灣歷史、社會相互流通，通過符號的指涉能力，把台灣人民的經驗帶入了文本的內在意涵之中，又通過文本可供解讀的釋符，放置回台灣人民的集體記憶當中，建構了台灣的歷史圖像。這或許是這些自發的、不必然是特別為這次展出而書寫的詩人作品可貴之處。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將隨著二○○○年序的展開而與台灣社會愈行愈遠，但是這段歷史的圖像卻會隨著更多的歷史研究、詮解，以及文學藝術創作的深化而更加明晰，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也可望因之而型塑出更加穩固的命運共同體。我在這次參展的詩人作品中看到了這樣的希望和願景。願以我寫於一九八六年的〈處暑〉一詩的詩句作為這篇報告的結語，期待台灣社會從歷史失憶症中走出，從悲哀與憤怒中走出，迎向有光有熱的明天：
給竹籠燈，夜才有溫暖
給水燈燭，黑才有依靠
給流離以安慰，土地就不愁煞
給冤曲以平反，天空就不肅殺
給孤魂給野鬼以三牲水果
生與死就不致大動干戈
給最黑給最黯，以微光以微熱
陰沈的風將會破涕歡樂
給乾渴的井以水聲
愛，澆息了恨火
2000/2/2 暖暖 2000/2/27 自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61-1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