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源頭：文本、傳播與運動。文本出自詩人的書寫與論述，傳播有賴媒體的刊載與傳佈，運動則起於詩社的集結與活動。三者相互激盪，湧動，於是乃能蔚蘊出波瀾狀闊的詩的風潮。七八○年代台灣現代詩壇曾經燦開繁花碩果的詩的風景，改變了現代詩的內容、形式和精神，朝向本土化和寫實路線發展，即是三者互動的結果。

不過，自八○年代末期，由於社會變遷的快速與台灣政治的總體開放，多元化已經逐漸取代本土化而成為主軸。多元化，象徵著主義的不再/ 不在，從而瓦解了本土現實主義在此後的影響力，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流風形成九○年代之後詮解現代詩文本和現象的工具，後現代雖被以主義名之，時則沒有主義教條的侷限，去中心論述、反霸權論述，強調文本的互為指涉和拼貼，突出讀者的解釋權力、作者的死亡等等，無一不與反對一元的文本觀、詮釋力有關。台灣的現代詩到了九○年代之後，詩作文本的歧出、詩社力量的式微、詩的運動的消沉，無一不與這個多元化風潮有關，即使是媒體﹝包括詩刊與副刊﹞的傳播力量，也因此而有弱化的趨勢。

在如此的外部環境影響下，崛起或出現於九○年代之後的詩人，先天地受到對他們來說較形不利的侷限──最明顯的是，多數的詩人及其詩作已經較少受到討論或重視；詩刊的數量與發行也相對減縮；詩的論述和美學討論，如先前現代詩論戰那樣由詩壇內部延燒到文壇、社會的運動，幾近消失──這都使得九○年代迄今十多年間的詩的寫作者陷入更加寂寞的角落，詩作閱讀人口並未隨著讀書人口的增加而成長，詩的力量是否尚在？隱然已是所有詩人書寫過程中共同的隱憂。

台灣副刊「台灣日日詩」，每日登出一首當代詩人詩作，相對於詩的低迷，乃就具有振奮與發皇詩的力量的意義。雖然，這只是單一媒體的傳佈，其他各大報副刊雖非日日登詩，一樣也發揮了文學傳播的功能，不過，日日登詩，日積月累，力量可能更可觀，對於詩發展的階段性歷史，也具有留存以待檢驗的作用，則可確定。這顯現了在寂寞角落點燈，陪伴詩人挺過陰寒，迎接另一個詩年代來臨的魄力和起許。

檢視三月份「台灣日日詩」刊出的三十一篇詩作，我因而想從詩與歷史的角度提出觀察。

一如蕭蕭本月發表的詩作〈詩人回頭〉兩題﹝一為〈小太陽──記台灣史詩之祖賴和〉，一為〈大風景──記台灣詩哲林亨泰〉﹞中的詩句，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在歷史的源流中，彷彿是「在冬夜寒冷的土地上」找尋「自己的春天」一般。八十多年來的台灣詩路和台灣的歷史相依相傍，是無法分離的。包括賴和在內的台灣詩人，八十年來通過詩的書寫、藝術的追尋，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學與社會的實踐，目的絕不只是在追求個人的詩藝的高峰，而同時也有著以詩來紀史的使命存在。蕭蕭將賴和看成「小太陽」，推重的就是詩人和他的土地、年代、歷史命運相結合的書寫。因此：

何時？台灣每個人的懷中都會揣著一個你──揣著一個你如揣著一個小太陽，溫熱的心溫熱了世人的心。何時？將一顆自製的太陽揣在懷中，我們終於要向世人拋出微笑，即使是還在黑泥暗土裡的未暴之芽，也會感受到蠢蠢欲動的溫熱，在他內心深深處。

寫的就不只是賴和，同時喻示了台灣詩人對他的家國與社會的史的承諾。詩人的可貴，應在於此。詩人以詩寫下他對自身、人群、土地和歷史的關照，小太陽一樣，照亮的是讀者的心。

不過，從另一個面向看，詩人又是藝術的錘鍊者，他們使用的是錘鍊過的語言，與常民社會的語言比較，相對繁複而充滿暗示與喻依，思想和意象的多重指涉、轉折，是詩的成就，卻不易為常民所解，導致詩人的孤獨，蕭蕭寫林亨泰，就點出了這樣的「喑啞的響聲」一如：

達利的雕塑 ──無有回聲
形銷骨立的風景 ──無所依傍
水牛動也不動的立姿 ──無需支撐
空谷的氣流 ──無人欣賞

卻能「扭轉了春的聲音」。表面上，詩的訊息傳遞因為喻依語言的障礙而吾人欣賞，但實質上，這些具有藝術美學錘鍊的詩的文本，反而更能影響久遠，進入歷史的長廊中，發揮它的紀史功能，其中的要素，當然也包括了思想的存在。

用簡白的話說，詩，既是社會的，也是語言的。詩人關心社會，因而通過詩寫下了他對身處時空感應；詩人關心語言，因而通過詩表現了他對語言的藝術錘鍊。這兩者都使詩人的書寫具備了歷史書寫的意義。有些詩人以詩關心人群與社會，如賴和，有些詩人以詩建構語言與意象世界，如林亨泰。但無論如何，只要書寫臻至極致，鑑照歷史的價值則一。

三月份「台灣日日詩」的詩作，有多篇與這兩大主題有關。在反映社會、關懷現實部分，渡也〈二○○一年──給新政府〉以政治為題材，表現民間對於新政府的寄予希望，以及對於國會亂象的痛心。這首詩通過來自大自然的象徵鋪排，表現新政新象，而以「土石流」的破壞自然生態作結，既不流於口號、激情，又相當有力地諷刺了台灣政治的病灶所在。相映成趣的，是辛金順的〈動物園記〉，以動物園喻台灣政壇，在詩人的巧喻下，政客慣於「從飛禽與蝙蝠區的距離，計算/ 參觀者的情緒，夢、以及無聲墜落的嘆息」，「昨日的宣言/ 消失如唾沫」，都相當精準地反諷了台灣政壇與政客的特質，是一首「充滿諧音和歧義」的好詩。另一首直接以兩岸關係為題材入詩的，是劉益州的〈海峽的憂鬱──海峽兩岸小三通有感〉，這首詩處理金馬首次開放小三通的議題，作者以「海背著海」起句，暗喻兩岸關係的背離，是不錯的修辭，然後借用中國的「長城」意象，說「他們已把長城建築在在海上/ 藍色的是城牆，偶有一海鳥飛過的地方是絲路」，而「金門、馬祖/ 已是塞外的張腋和酒泉」，寫出作者對兩岸關係遲滯的觀點，就詩而論是一首不錯的作品。不過，此類作品往往牽涉史觀和國家認同問題，此詩作者仍年輕，難免因此出現來自對兩岸定位模糊解讀的缺陷。

同樣寫實，土地意識也屬於詩人敏感的議題。向明的詩〈航行感覺〉允為其中佳作。這首詩以航行海上所見，所感的虛空和顛簸，表現對土地的恆定的眷念和呼喊。詩中以「雲欲填海/ 海欲騰空/ 劍不及鞘/ 酒不入樽」表現「按捺不住的這大自然情慾」，刻畫入微，映照最後一節：

而我們只能蟄伏
像一缽種子總爭相躍起
卻又無奈的綣縮成一尾蠶
對看茫茫蒼空呼喊
呵！土地，我的母親

更是寫出了尋覓土地紮根的無奈和失落。詩作表現也反映了當代台灣認同困惑的一面。王添源的〈旅人十四行〉表面上是一首情詩，實際上也表現出「旅人」的離家宿命，「在河左岸站著喝咖啡/ 判讀一張舊版的地圖」，是一種流放心境；「用時間思索你為開展的容顏/ 並且了解這一生我終要離開你」，也暗示自我放逐的心情。沒有土地歸屬，於是成為「旅人」的命運。相對的，則是劉克襄的〈情詩三首〉散文詩，其中〈木瓜山奏鳴曲〉清楚地說：

我堅毅地佇立路邊，中年了，好像站在自然志與台灣文學的交會口。但我更確信，自己守候在生命裡最知足的路段，縱使幸福將如甜根子草的稀疏和荒蕪。

表現的是詩人的志業和土地已經結為一體，因此沒有認同困惑，只有「堅義的佇立」，即使毫無收穫也毫無遺憾。詹澈的〈土地祠〉，寫的則是台灣的族群認同課題。在這首屬於《蘭嶼素描》系列的詩中，詩人以蘭嶼島上唯一一座土地公廟喻外來的漢人、信仰、與土地，對應達悟族青年、基督信仰和海洋，凸顯出蘭嶼作為台灣原住民原生地象徵的異彩，饒有深意。

除此之外，家族、性別議題和社會議題，也有幾篇佳作。江文瑜的〈七色月光〉寫台灣女性的成長史，用紅橙黃綠藍靛紫七色寫女性的七種生命光譜，語義和喻依都相當繁複可觀，是一篇佳作；費啟宇的〈歷史紀念館〉則以父子兩代親情舖寫生命傳衍和不斷循環的歷程；黃樹根的〈說與不說的腹語──給妻〉，寫的是中年夫妻長久瑣碎生活的調適；劉滌凡的〈集集地震──自殺症候群〉，寫九二一震後災區自殺的悲哀。這些詩，反映的都是當代台灣社會的共同經驗、記憶和共同感覺，表現了詩人紀史的企圖。

反映現實和語言錘鍊並不衝突，前述的詩作也都因為它們在語言運作上的成熟而令人印象深刻。不過，也有純粹以語言操作表現個人經驗或思想，通過意象世界的建構來引人矚目的作品。吳尚任的〈我知道這個聲音〉、楊邪的〈讀畫〉、李長青的〈房間〉等作品，都企圖展現作者對心靈和哲學命題的思考，也表現出了語言錘鍊的用心，十分可喜。

捧讀三月份〈台灣日日詩〉的眾多佳作，在暮春之日，看到眾多小太陽和大風景逐篇展示，令我欣喜。在整個文學環境低迷已久的此際，詩人仍然未懈書寫，就說明了詩的不死。三月刊登的最後一首詩作，是沙穗的〈解讀〉，這首詩頗具理趣，剛好能夠表現所有「解讀」行為的真髓。我的強作解人之讀，約略如是，就以沙穗的這首〈解讀〉作結吧：

解讀 一根髮
不在長短 而在黑白
一瓶酒 不在年代
而在醉後

解讀 一句話
不在中聽 而在感受
一把淚 不在多寡
而在真假

解讀 一個人
不在高矮 而在一生
一份情 不在面具
而在骨髓

2001/04/22《台灣日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76-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