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題為〈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的文章中，一起始就提出一個問題，「在暗鬱的黑森林中，什麼最恐怖？」，我的答案是「帶著黝綠顏色的死寂的寧靜。以及連想像也停止呼息的空白」。那篇文字寫的是從五○年代開始漫長的白色恐怖年代，以及八○年代初期我編輯《自立晚報》「自立副刊」時期親身經歷的一段因文字而賈禍的回憶。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當年三月十三日，我主編的「自立副刊」因為刊登了東海大學林俊義教授所寫的〈政治的邪靈〉，而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副刊才剛從報社印刷廠印出，立即全數被抽出正刊之外；然後是我遭到約談，當年不到三十歲的我立刻面臨國家機器強大的壓力，而不敢想像我的明天，明天在哪裡？
在二○○○年的今天，回過頭去看當年被視為黨外報紙的《自立晚報》編輯副刊的種種，這幅畫面總會自我腦海中浮現。編輯主要是文學版的副刊，會被約談，會有明日何在的恐懼，也許對今天的E世代來說相當不可思議。但在我的這個世代，乃至我們的前輩，縱非家常便飯，也是「正常」現象之一──媒體被意識型態工具所掌控，新聞自由幾乎難以存在的那個年代，副刊也被視為一種工具，只能傳揚執政者允許的意識型態，不能透露人民的心聲。在暗室之中，誰都不許打開出口，藉以維持暗室的寧靜。正是五○年代之後台灣社會政治控制的實際圖像。
而副刊，卻是暗室的可能出口之一，於是執政者的嚴密的檢肅，以防暗室被出口帶來的光亮所曝曬，也就是極其「正常」的事了。
七○年代的台灣，因為整體社會變遷帶來的新階級的形成，使得執政者意欲掩飾的出口也有偶或發出光亮的時候。最明顯的例子，是當時高信疆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帶來的衝擊。「人間」點亮了台灣知識界、文學界、藝術界的心燈，也引燃了台灣社會走向民族與現實的反思之路。用一份副刊刮起旋風，帶來台灣讀者對於生身土地與歷史文化的省視，因而鬆動了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思想螺絲，並且創造了文學傳播影響社會變遷的光榮歷史。這是我當年親眼目睹，並且也在後來寫成的碩士論文中檢驗過的。
不過，我實際參與副刊編務時，已經進入八○年代。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雖然分別打開了國民黨控制的暗室中的文化與政治的出口，但國民黨反而更加嚴密戒備，整肅打壓。因此即使進入八○年代，編輯副刊仍與走政治鋼索毫無兩樣。一九八一年七月，我離開《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工作，面對的不僅是政治上暗室的封鎖，還有在七○年代形成的兩大報副刊競爭的風華迸發的壓力。對當時還是小報社的《自立晚報》來說，由於被視為國民黨的反對媒體，因此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但在副刊的文學傳播上，格於報份不多、資源有限，尚未能與兩大報真正抗衡。
七○年代的「人間」風華，曾經深刻地影響大學年代的我的文學創作和文化視野，因此接編「自立副刊」之際，我的第一個思考就是，究竟要跟進走「人間」的道路，成為「人間」之外的第二份副刊；還是要在當時的「人間」與「聯副」的文化霸權爭奪戰之外，找尋第三條路途？我面對的是一個政治的暗室，兩個已經相當成功、佔有主要文化市場的文學傳媒。最安全的方法，應該是跟隨「人間」，一方面可以顯現知識分子的進步性，一方面也可以因為「人間」擋在前頭，預留遭到政治檢肅的安全性。何況以當時《自立晚報》支付得起的稿費來比較，要跟稿費特高的兩報爭取作家的稿件也有絕對的困難。
但是，最後我決定走自己的路，決定以微薄的稿費支付，走一條與「人間」和「聯副」抗衡的路──在兩大之間，用「一小」的角色突顯「自立副刊」的特質。當時，我的思考，相對於兩大副刊習慣流露的「中國」意符，「自立副刊」應當強調「台灣」意符，於是「本土性」成為主要的內容定位與走向。相對於兩大報作為媒體主流，《自立晚報》向來就處媒體邊陲，「自立副刊」在文學文化領域也應該為邊陲發聲，於是「邊陲性」成為我取稿約稿的主要來源。最後，相對於兩報副刊的資源豐厚，可以以市場作為取向，在稿費微薄的情況下，我決定走一條反向的「異議性」的管道取向。
在七○年代的風華之後，我手下編出的「自立副刊」於是就定位在本土性、邊陲性和異議性這三個特質上，而與當年的「人間」、「聯副」形成兩大一小的抗衡狀態。我的編輯策略，於今看來，應該是成功的，當年的本土、邊陲、異議，如今多半成為主流，「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的口號人人耳熟。但在當年，則備嘗艱辛。當年的「自立副刊」刊出了第一篇突破政治禁忌的二二八小說﹝林雙不〈黃素小編年〉﹞，第一個台語研究專欄、台語散文專欄，第一份書評書介專版﹝「出版月報」﹞、攝影專版﹝「攝影月報」﹞、民俗專版﹝「民俗月報」﹞以及文學資訊專版﹝「文學月報」﹞，以及第一份「大眾文學」副刊；此外，在創作與評論的角度上，我也採取同樣的定位，大量而快速刊登校園與青年作家的作品、兩大報因為政治顧忌而無法刊登的名家精品﹝如陳映真、王禎和、唐文標等人的小說或評論﹞……
這些努力，實則也含帶著我的副刊編輯理念──在台灣編出一份具有台灣特色的文學媒體，來反應台灣被政治暗室掩蓋的社會真實。以當年的《自立晚報》和當年我的年歲，這樣的想法可能仍嫌天真，但經過兩年之後，大抵上多能達成，並且使讀者在閱讀兩報副刊之後，也有看看「自立副刊」做些什麼的念頭。因為，當年的「自立副刊」可能刊出和兩報完全對立的文學論述，可能刊出兩報退掉的名家的佳作，可能刊出兩報拒絕的邊陲的、異議的作品。而老實說，在政治抑壓之下，這些兩報不能刊、不敢刊或者不要刊的，可能才是台灣真正的出口吧。
一九八七年，我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告別了副刊編輯實務，這整整七年期間，我用心琢磨一份本土的、邊陲的、異議的副刊，每個晨昏提心吊膽在政治的量尺之下推出我信為真實的副刊文本，並且期望有一天這樣的副刊成為社會真實的具現者，而非政治意識的傳送者。如今十多年過去，台灣已經民主開放，回頭過去看看，暗室已經難以存在，四方都是出口，副刊的文學傳播已經對社會變遷起不了多少作用，而社會真實還是被更廣大的、更有力的媒介及文化市場所掩蓋。
這使我反倒懷念起那個年代下決心刊登一篇稿子時心頭的七上八下，懷念歷經兩個月才收到葉石濤先生限時信寄來文稿時的搖頭苦嘆，懷念揚逵老先生出獄後來自立副刊看我的種種，懷念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某不知名處所那位不知名偵訊者對我的已經愈來愈模糊的偵訊與嘴臉………
●2000/4/13 沙鹿 ●2000/5/1
台灣日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