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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瑟縮地站在羅斯福路三段的馬路上，望著街車的流動，惶惶然，不知該如何啟步：這就是台北了，我即將並且相信是要短暫寄旅的都市。那些呼嘯而過的車子，夾雜著排放的廢氣，彷彿是向著剛剛由大頭兵退伍下來的我示威，看你這個鄉下來的孩子能在這些塵煙、這些喧噪的漂浮之間漂浮多久。
這是七○年代的尾聲了。路旁的木棉開花了沒？或者這是不是木棉花開的季節？都已非我所顧慮。站在台北街頭，剛從「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無聊軍中退伍下來的我，尋思著如何撥開這些塵煙，找到一個可以棲身寄身的所在。
對於台北，我並非完全陌生，在文化學院的四年校園生活中，我也曾經從陽明山下來，從「山頂台北市」下到「盆地台北市」，一探大都會的究竟。然而，那畢竟只是一個窮學生的進城，通常最多的經驗是擠公車，搭○南或○東公車，在相異的對街上車，繞行南區或東區一大圈後，下到同一個站名的這街來，就算完成逛街的需求；要不，就是鑽到牯嶺街、南昌街以八德路的光華商場，與一落落舊書為伍，中或晚餐吃碗陽春麵打發掉一天；或者，在晚上下山到士林夜市，吃蚵仔煎，看場電影，就算最美麗的享受了。
這樣的學生生活，顯然不是真正的台北生活；現在要進入職場了，要做一個必須天天打卡、上班下班的社會人了，我面對著羅斯福路上的車流以及塵煙，忽然感到完全的陌生，對於台北，一個即將告別七○年代的都會。
 七○年代末的都會台北，是被高壓鍋蓋蓋住的都市，堅固而嚴密，容不得人喘息。從當年整個台灣的天空來看，就算是晴藍的天空，我也經常看到悲鬱的浮塵瀰漫在人們的眉間。前一年的十二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全世界宣佈即將建交，次日蔣經國領導的政府宣佈暫停正進行中的增額國代與立委選舉，整個台灣棲棲遑遑，民眾像螞蟻一樣打轉著，在國際局勢對台灣不利的熱鍋上，也在台灣內部來自獨裁統治的熱鍋裡。
然後，是這一年黨外運動的蓬勃，以及國民黨更強烈的壓制。在政治事件上，斷交、停選、余登發事件、黨外僑頭遊行、桃園縣長許信良遭公懲會休職、林義雄發言痛批國民黨是叛亂團體、陳婉真發行地下報《潮流》遭扣、中泰賓館疾風鬧場事件，最後是十二月十日高雄美麗島事件，黨外菁英盡遭逮捕。在這一連串令人窒息、卻又充滿戲劇性的政治氛圍中，國民黨的高壓鍋蓋一再被蒸騰的民氣掀起，旋即又有效地控制住，用悲劇的方式。
台北，作為首都，果然也是煙塵瀰漫。在這樣的氣氛下，我來到台北、踏入社會，當然和讀大學時期的心境完全兩異。而以這種微覺悲哀、多半憤怒的心境來到統治者也居住著的都會生活，竟使我有著相當不快的感覺。我的台北生活，就由這種不斷在其後不斷地爆發的黨外抗爭與國民黨鎮壓之間，跌跌宕宕。
一九七九年，同時也是黨外雜誌風發的一年。五月底，《八十年代》創刊；繼之而起的是《新境界》、《鼓聲》、《春風》，然後是八月底創刊的《美麗島》，這些雜誌，成為當時苦悶年代中人民出氣的氣孔，它們在警備總部查扣、查禁的魔爪下受到人民暗地的歡呼、夢中的擁抱。我的台北市經驗，其後我下班後的心緒，整個是在當時的這種憤怒、焦慮、不滿中變化。這個充滿統治者腐臭氣息的都市，不是合於台灣鄉下人呼吸的都市。我告訴自己，要早日回鄉，回南投的鄉下。
 我找到了工作，因為朋友的介紹，因為我寫的詩。在來到台北的第一天，我循著地址找到「海山卡片公司」，羅斯福路三段八十號，公司的正對面浦城街口街口開了一家「向陽麵包店」，彷彿這也是一個隱喻，我在台北找到了我的麵包。
跟海山公司的老闆談了約半個小時，就敲定了我的工作，而且必須盡快，兩三天內上班，急如星火，而我並未安排住所、單身來北。我在當晚立刻租屋、買棉被，住到了位在武功國小附近的租屋裡。
我在海山卡片公司的工作，主要是撰寫卡片文案，兼及公司的DM廣告和相關企畫。整個公司上上下下，除了老闆林先生、美術編輯王兄和我三個男人之外，上上下下，全都是女生，其中在學的工讀生最多。我的工作，是在當年頗受中小學生歡迎的書卡上「看圖填詞」，藉供收藏書卡的少男少女欣賞收藏。這樣的工作，當然離我的詩創作甚遠，也不是我北上就職的理想處所；不過由於工作單純，倒也讓我擁有很多閒暇時間，寫詩、辦詩刊，並且繼續關心當時台灣政治的演變。
在進入卡片公司後不久，中國時報舉辦的時報文學獎進入第二年，首次增加徵求敘事詩的項目。這對我來說，乃是一個工作之餘磨礪自己詩藝的機會，因為寫作台語詩而自大學時代涉獵台灣史的我，也早有寫作台灣史詩的念頭，於是每當下班回到租屋，我便開始了以「霧社事件」為題材的敘事詩創作。
那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吧。夏日赤炎，晚間照樣是汗流浹背，混著馬達雜音電風攪動著，擰不乾手心與身上的汗水。莫那魯道、花岡一郎，泰雅族、霧社小學校，日本巡佐、飛機、大砲、毒氣，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即將進入一九八○年的台北，寫下這發生在五十年前震驚國際社會的少數民族抗暴與軍國主義血腥鎮壓的歷史舊事；同時，電視新聞中出現新聞播報員傀儡一樣冰冷的聲音韃伐著「共匪同路人」的「黨外」，七月二十八日黨外聯誼會在台中公園前遭到鎮暴警察及不明人士「打死共產黨」的攻擊的施暴，今天回過頭去看，這場被稱為「台中事件」的衝突，其實已為其後高雄事件的發生做了預警。不過，在當時寫作著「霧社」的我的心情中，霧社泰雅族的命運，似乎也已預演了台灣「黨外」的命運：
在殘酷的統治下追求所謂正義自由
多橡樹葉！嘶喊著向秋天爭取
翠綠，而後果是，埋到冷硬的土裡
我以著悲鬱的心情，在霧社事件的演義中，看到台灣民主運動的血淚。
一個月左右，每天下班回來持續地寫，終於完成了三百多行的「霧社」敘事詩。我投寄出去，不懷任何信心地，在那樣一個高壓的年代中，我不敢相信仍然被國民黨控制著的媒體、文壇可能接受這樣以古刺今的長詩，有得獎的希望。
但我的苦悶顯然也已透過這首詩而有所解縛。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台灣的土地上展開，「美麗島」政團隱然成形，蔣經國將如何處置這些向他的統治合法性挑戰的「匪徒」，成為我以及戰後出生的同年代台灣作家最關切的事。
台北的塵煙，即使入秋，也毫無清淨下來的跡象。白天在卡片公司，我寫著一些自己覺得可笑的供給無知少男少女用一兩塊錢就可以消費的卡片詞句；夜裡，我寫一些在那個年代中（乃至今天這個年代中）不值一文一分的台語詩及現代詩。我的七○年代這樣過去了，我的八○年代也就這樣來臨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手無寸鐵的黨外菁英及其支持者在事件後立刻被所有媒體貼上「暴力」的標籤；十三日清晨，國民黨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經過兩個多月全島矚目的審訊，共有五十一人遭到起訴，其中八人以叛亂罪交付軍法審判。這時已是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台灣進入了八○年代。
值得玩味的是，本來應該在去年十一月揭曉的時報文學獎，卻也延擱到了過完年後才公佈。我的「霧社」一詩，以決審委員一票之差，未能獲得首獎，列為優等獎。更值得玩味的是，這篇以一票之差成為與其他多篇優等獎詩作並列的作品，在公佈排名與刊登次序上，都被列為最後一篇，且直到美麗島事件完全宣判完了（四月）後才得以刊登出來。
在塵煙滿佈的台北，八○年代初頁，我看到了五十年前霧社事件的那些死去的弟兄，寂寞的靈魂在哭號；聲音迴盪到八○年代高雄事件這些台灣菁英法庭上的自白，他們真像秋天的樹葉一般，向著霧社、高雄，以及更廣闊的台灣土地，墜落。這樣的傷痕，太深了。我在八○年代親眼看到政治力在整個台灣的每個角落揚起的污檅，卻莫可奈何。寫詩，竟成為玩弄隱喻以和心目中的惡龍對決的無聊遊戲。
其實，同樣是一九七九年冬，幾個朋友約集我在高雄創刊了《陽光小集》，在由南部同仁撰寫的創刊號序詩中，還有著這樣的中國結：
在陽光季節裡，我們
煮茶當酒
茶香酒酣之後，痴痴醉醉
我們痴迷中國泥土的芬芳
醉握古文化的遺產
在那樣的年代中，「中國」的塵煙十分高揚，但高雄事件連著霧社事件，喚醒著我內心深處的某種聲音，這樣的「序詩」也該被顛覆掉才是。
這年的六月底，因為詩人商禽的推介，我進入《時報周刊》擔任編輯工作，離開了與少年書卡為伍的上班生涯，轉入主要以中產階級為消費對象的大眾文化媒體中。台北的繁華與浮奢面相，透過這本雜誌，更加清晰地擺到我的編輯桌上；台灣的社會，在經過美麗島事件的強力鎮壓後，趨於沈寂。倒是酒池肉林的風月場所，笙歌不斷。我在編輯之餘，行有餘力，於是有將《陽光小集》加以改變，朝向批判詩壇、再建詩風的想法。
一九八一年春，《陽光小集》在我的策畫下，移來台北編輯，並改版為詩雜誌型態推出。從此，這本詩雜誌給當年的台灣詩壇帶來了種種挑戰與話題。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氣氛下，我們這一群從台灣土地中生出來的孩子，實則是在跟台北的詩壇主流挑釁，爭奪詩的風格，而我確信，總有一天，台灣的詩人不必抱著「中國」，唸著黃河，台灣的詩人可以撥開文化的塵煙與迷霧，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開出自己的花葉果實來。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離開《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開始了將近六年幾乎可說是完全可以施展抱負的副刊編輯生涯；其後，我又由副刊先後轉到編輯部、主筆室，擔任總編輯、總主筆工作，參與了台灣轉捩時期的新聞守門行列。
在副刊的工作中，我試著把＜自立副刊＞區隔於兩報副刊之外，走向本土文化與台灣文學的整建發展；在新聞編輯及評論工作上，我努力於台灣優先觀點的形塑與闡揚。整個八○年代的我，以及我的整個八○年代，就是在詩、文學、新聞的場域上，抗拒那些相錯而過的塵煙；而且，因為一九七九年冬天的高雄事件，把我帶進了政治的思索與生活之中，成為其後我難以迴避的工作課題。
在台北，每每想起一九七九年北上時，站在羅斯福路上感到完全陌生，徬徨，想要早日回鄉的感覺，不禁也有著莫可奈何的自嘲。我的八○年代，比較起他人，顯然絲毫不輕鬆、不浪漫、不悠遊。我的台北生活與台北印象，終究還是處處塵煙，散漫在處處被政治所宰制的八○年代台北市井之中。漂浮，居然成為我對八○年代台北最鮮明的印象。 ●1996.05.06.
暖暖 ●1996.05.01.《中外文學》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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