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假，我都要回鹿谷凍頂掃墓。今年適巧台北縣政府在三峽山間主辦「北台灣文學營」，要我去為學員講一堂現代詩欣賞課程，時間排在四月一日早上八點半，由於文學營位在三峽山中某個山莊，我與妻子、女兒於是在三月三十一日由暖暖啟程，開始了回鄉掃墓的行程。
行囊中，帶了三月號的《中外文學》。沿途細雨，細細地落，這使我想到台語的「毛毛雨」，「毛」的念音近似北京音的「濛」，因此若有人要寫台文，把正字「毛毛雨」寫成「濛濛雨」似乎也無不可；就好像大眾媒體上不斷出現的「強強滾」一樣，正確的寫法本來應是「沖沖滾」，「沖沖」狀水沸騰或飛騰貌，只不過瓦釜雷鳴，就亂紫奪朱了。
這當然和語言的約定俗成原則有些關係。語言是人在使用的，作為符號，當某個地方的多數人在語言上透過某種型態的眾聲喧嘩而後「約定」了某些大家習以為常的用法，可以附載符號所要表現的近似的符號義時，大概也就沒有人再去計較原來所使用的符號具了吧。文字，作為符號的一種，也是如此；象徵，如此。文學，這個透過符號來表意的藝術，再參加了創作者的創造後，更將語言、文字的符號，在符號具和符號義上，添加了作者的想像，顯然更是如此。
於是，類似台語「毛毛雨」、「沖沖滾」這些比較正確的漢字表述，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反而不易被看成是台語，寫成「濛濛雨」、「強強滾」等符號具反而更「準確」地傳達了原來要表達的符號義。
這樣想著，車子已通過三峽，依照台北縣政府給我的簡陋地圖，我得尋找一個叫做「湊合」的小村落，地圖顯現「中正路一段」尾要左轉，而依照地圖駕駛的我的車子卻老是在左轉後便進入「中正路二段」，而不得不迴車、再迴車，以找尋左轉之路。這使我強烈地感覺到地圖作為一個「符號」的失真。那些路名、地名，標誌了一塊土地的地名與聯絡道路的關係，沒有這些道路，沒有東西南北，沒有村落名稱，對一個陌生的旅客來說，就無法辨識他身在何處？該往哪裡？甚至要如何脫身？
這讓我的思緒又連結上了符號和真實的思辯之中，在毛毛雨落的「生分」之地。當符號（地圖）顯然不能表彰真實之時，丟棄符號，直接進入真實中摸索，身入其境，或許更好些吧？於是我丟了地圖，沿著「中正路二段」開下去，終於找到了通往「湊合」的路。地圖和直覺，在湊合起來之際，找到了出口。顯然，人世間許多符號的使用，並不能完全「準確」，準確的不是地圖，而是土地；準確的不是符號的表具，而是人如何找到通往符號義的通路。
那天晚上，在以「大板根」奇樹為名的民營山莊的木屋裡，打開了《中外文學》，閱讀「當代台灣散文十家作品展」的作品。在室內寧謐而室外可見小雨飄飛的情境中，符號的真實、地圖的準確等想法又進入我的腦海。讀林文月＜深秋再訪京都＞，透過她的帶領，我看到了的京都、北白川通、街道上的楓葉銀杏葉、以及林文月坐著的咖啡館的二樓、林氏回憶中的平岡故宅、京大人文圖書館等等圖像，顯然其中也有地圖的指涉效用，不過，透過指涉，那樣的京都乃是人的京都，更準確地說，是林文月心裡的京都：蘊含著作者的京都生命、回憶，與夫林文月京都真實的不再。而我在北台灣靠近中央山脈的山間木屋中，在雨落的夜裡，透過林氏的記憶地圖，尋索的，與其說是我也曾經去過的京都，毋寧說是我所陌生的、專屬於林文月纖柔的、多感的生命。深秋，再訪，京都，這三個詞彙，是相連貫的，每個詞彙都標誌了與作者之間生命的關係。是在這樣的地圖上，京都存活在作者的心裡，也生鮮於讀者的心裡，它的真實顯然是一種「虛實」，讀者必須透過想像的虛構，觸及作者對土地的真實感覺。
讀陳冠學的＜蝗＞，又是另一種感悟。陳冠學寫台灣大蝗，寫幽居父女如何照顧一隻即將滅絕的生物之忐忑心情。我讀著這位隱於南台灣的賢者惻隱天下的文字，在窗外起霧的窗內，看到的，實則是一個象徵，像是詩的常用意涵一般，生命的脆弱負載在作者筆下的大蝗身上；生命的無奈，也負載在大蝗面對險惡環境的命運之上。陳冠學的散文，一貫有著冷靜的悲鬱，這與他前半生未識於國人，一如屈原所說「國無人莫我知兮」，有關。因此他選擇的符號，多半映顯著他的自身。這篇散文，是深沈的，蟲中之皇與人中之王，交互指涉，於是便也流淌出一種生命的悲鬱來。
在落雨的夜裡，空山之早春，讀兩篇具有秋意的散文，透過符號，根據作者的地圖（文本），在文字與文境的虛與實中，人和土地的依存關係，因而也像雨聲一般，滴滴答答，在我落眠的床前。
第二天，四月一日，細雨還是綿綿落著，我向著九十多位文藝營的學員，近九成不讀詩，解析不為台灣讀者所喜的現代詩。我選擇了一些「名作」，十篇用北京話寫出，十篇使用台灣閩南語；因著他們對現代詩的陌生，我選擇了兩者之中較適合朗讀的詩作，在綿密的雨中念給他們聽，並且做適度的解讀。我告訴學員，這樣一個山中微雨的清晨，聽詩，通過語言，而非文本的閱讀，也許是他們一生難再的機會。這樣的提醒似乎奏效，他們專注地聽著，詩的語言在在風雨中的早晨，突然產生了意義。也許來自感動，也許來自生命中某些美感的被喚醒。這些平素不被一般讀者接近的詩，特別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不被使用的語言，忽然間都生發了符號的作用。
我唸著二十年前寫的台語詩＜搬布袋戲的姊夫＞ 、林宗源寫的＜一支針補出一個不仝款的世界＞、林央敏的＜m通嫌台灣＞，學員的感受，可以在他們的眼中、臉上看到。語言，如此快速地觸及到了生命，卻不需對符號有任何分辨，純然用著人類與生俱來的聲音、透過日常語言的直覺，不讀詩的他們也可以如此準確地分享詩的心靈。於是，在結束演講，開車與妻小回鹿谷，經由開往台中的高速公路上，我又想到了關 於符號和地圖的種種種。昨夜讀的散文十家選，顯然在文字的符號使用上，缺少了我今天上午念給學員聽的台語表述文字。十家，除了阿盛的＜銀鯧少年兄＞在對白部份使用了台灣閩南語以外，這個名為「當代台灣散文」的特輯，為什麼未能收入目前已經有人開拓的台文散文？
高速公路風大雨大，我的疑問隨風飛揚，無答無案。
這晚，在台中，我繼續展讀散文展。我讀孟東籬的＜兩界＞，楊牧的＜來自雙溪＞，讀洪素麗的＜滿枝＞，陳芳明的＜霧是我的女兒＞，阿盛的＜銀鯧少年兄＞。在五家延續著各自寫作風格的作品中，不同的生命觸感，再一次吸引了我。五位作者相當有節制，卻也相當有意圖地，運作著某些文字符號，希望引誘讀者進入他們建構的情境中。就語言符號的策略言，顯然，「兩界」是一個暗喻，「雙溪」也是，「滿枝」是，「霧」也是，「銀鯧」當然也是。
楊牧的散文便直接探問，文字、思想以及感情之間表達的落差，這不也是生命的落差嗎？某些符號，終其極只是符號，它的意義不被彰顯，除非符號觸及了生命，作者的或讀者的。地圖也是，台灣，在世界地圖上，對非台灣的閱覽者只是不起眼的地名；對中國的閱讀者，台灣是他們的邊疆，也許還要加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樣的情緒認知；但是對台灣的閱覽者來說，這張地圖上的台灣，它的符號、象徵，內在的與外在的，全部的意涵，就是台灣的土地、人民、日常生活、感情以及生命，主體的，非邊陲的。
五家散文，五張地圖，其實都圍繞在人與土地的關連之間。讀著他們的散文，我在窗外閃著酒店霓虹燈影的台中市中心的高樓內，看到了都市底層以及以外更多的真實的生命的追索。
二日回到溪頭，三日上凍頂山上祭掃父親的墳墓。車子沿著山路往上，途中雨霧淒其，望向山谷，在群山環抱的鹿谷、廣興之間，房舍靜寂地卷臥在雲霧繚繞之下。散文，作為一種表意的文體，如果只是相機一樣拍下這幕景象，景象固然留住了，那些雲、山、房舍，還有躲藏在雲山房舍之下的人的感覺、土地的真實，卻無法具現。這樣的散文，在當代台灣的寫作界間，已經因為大眾消費市場的消費定律而多如貓毛。像是快照一樣，拍者隨意一按，讀者隨意一瞥，然後棄置一旁，成就所謂「暢銷」，最好不必，什麼符號那樣地繞著迂迴的山路，才能撥雲見日，暢銷不必如此。在這樣的大眾消費年代裡，《中外文學》一月號推出的「當代台灣詩人新作展」與三月的這輯散文展，就別具深沈的意義了。
到了溪頭，還是一樣的寒雨。我繼續讀劉克襄、莊裕安和簡媜的新作 。相對於林文月、陳冠學，也相對於孟東籬、楊牧、洪素麗、陳芳明、阿盛，劉克襄對中國威海土地的點描，莊裕安對母親的速寫，簡媜對都市上班族渴望與自然貼近的刻繪，顯示出了這三代散文作家不一樣的筆路和思考方式。符號的某些隱諱的意涵，在第三代散文家的筆下，被更多的明喻取代，生命的某些矛盾的對立被簡單化，或者說被剔除了。在新一代新的地圖中，無關的溪流、橋樑，乃至不能通達目的地的旁逸斜出的路徑，不再被細描。當代散文的文風，到這裡似乎有了不同的面相。當然，劉、莊、簡等三家散文各具特色，劉的樸拙、莊的諧趣、簡的慧黠，就散文的風格而言已可自足。不過，生命的豐饒，則在與前一世代作家並比之際，略顯不足。在我的偏見來看，散文雖然不是詩，不必完全依靠或強調符號、象徵隱喻的運作，但是一樣也需要沈潛，而適度的符號，旁出的隱喻，和生命一樣，某些不可控制的跂出或隱喻，雖然可能導致讀者的迷路與誤讀，恐怕還是必要的吧。
四月三日掃完父親的墓，告別了母親和故鄉，我又開著車，載著太太與孩子，從台中上高速公路回基隆暖暖住處。《中外文學》這十家散文，伴隨著我的春假，在三峽迷路的地圖中、在台中閃爍的霓虹燈影之前、在溪頭的雨夜中，伴隨著我一路的行程：演講現代詩的欣賞、回鄉掃墓以及回暖暖住家，在省公路上、在狹小的山村路上、在水泥灌出的窄仄山道上、在飛舞風雨急駛的高速公路以及車燈櫛比速度緩慢的高速公路上，我讀這些作品、思考符號的文學與生命意義，在語言和文字的符號具之下，試圖找到當代台灣散文所表徵的整個年代的符號義。
在車燈交會出來的動線中，我的妻子方梓若有所感地提醒我：「你看，從對向流過來的車燈，織出了金黃色的光流；從我們這邊流過去的光流，卻是一盞一盞紅燈籠，一逕流向前方。」她的話，不過是描述眼前所見的真實，而我卻以聽者的想像，從金黃的車流、紅色的燈籠等象徵符號中，貫串了這個春假因為被《中外文學》編輯指定閱讀的十家散文而湧動的思潮。
是的，所有不同的車子放出的燈光，在整個大流動的車陣中，固然各有異彩，湧動出的卻是同一感覺的光芒。在十家散文中，我逐一看到的，是他們或悲或愁或喜或哀的生命，透過不同的符號或強或弱地暗示或者明喻出來，但是，這些不同年代的作家共同表現出來的，不都是整個當代台灣的真實嗎？《中外文學》的編者在＜弁言＞中如斯強調這是「生命感受的強化」，也許吧，這片由對向開過來的金黃色的車流，讓我目見了台灣當代散文的豐繁多彩，以及作者對人與土地的生命感受。
不過，從讀者的這一向來看，我也看到了每一盞奔向前方的紅燈籠，有的可能即將走下交流道，有的可能拋錨，甚至熄火。我感到遺憾的是，在這麼多燈籠中，雖然看到了異於消費文學的多姿的生命，卻未能看到一兩盞純粹用台灣當代常用語言（包括閩、客、原）符號寫出的文學。我不禁自問：標誌著當代台灣真實的、現實的聲音在哪裡？台灣土地特有的語體，符號，以及台灣住民的真實的聲音，是尚未被當代散文家所在意呢？還是因為某種社會或意識型態的虛構，而不被當代台灣媒體與社會所接受？
我的疑惑，跟隨著車前所有奔馳中的車後燈，閃著警示般的的紅光，一路閃著。在當代台灣的散文書寫中，在不同作家對台灣土地與人的吟哦中，也許已經到了需要能使用這塊土地這些人的語言、符號，來具現土地真實的作家與作品的時候了。
雨仍然落著，斜風細雨，在我結束返鄉之行，回到暖暖的住家時，仍然曖昧而冷冷地落在整個台灣的土地上。
●1996.04.04.
暖暖 ●1996.05.01.《中外文學》28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