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後，感覺上雨一直沒有停過。總是悉悉索索地，落著。

大概是受到來自中國的大陸冷氣團的影響吧，天空也總是陰著臉；偶而放晴，隨即又是滴滴答答的雨，打在屋簷上、水塘邊，當然也打在陰溝裡。這樣乍晴多雨的季節，正是這個太平洋濱的島嶼，初春的常態。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大概每年過完春節直到清明穀雨前後，一逕都是這個樣子。

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春節前住到暖暖的水源地來，就是綿綿的雨，直到即將清明了，雨還是間歇地落。所幸都不是疾雨，也未見狂風，在屋子裡望著遠近的山巒，濛著一片白茫茫，倒也別有一種淡泊平生的感覺。雨細細地下，悲喜難辨；年輕時愛雨，寫詩也寫雨，那時純粹是浪漫，總是在雨中，擬想著憂鬱與美麗的哀愁，如今年已過四十，雨的身姿看遍，不過也是雨罷了。

儘管如此，這將近一個月山居的微雨，卻也勾起了我的某些平常不怎麼在意的思慮與感慨。雨細細地落，思慮也細細地沁出，彷彿心田之中也有著隙縫，某種汨汨緩流的情愫，由不得你控制地，隨著雨聲，流洩出來。

 特別是在晚上十一點後就全然沈默下來的山裡，雨聲是如此純粹，不帶任何雜質，純粹就是雨擊打著天地的靜寂；黑闃的夜，闃寂的天與地，綿密的雨落著，歲月和時間也綿密地落著。在無數的這樣的夜裡，沒來由地，生命的某些禁區就被觸及了。

微雨，曾是年少的壯志。一九七三年，從南投鄉下來到台北，進入多風多雨的華岡，當時的我，十八歲，除了早已被自己啟開的文學的夢想，心中還有著闖風闖雨的大志。在山仔後格致路五十巷租來的一坪大宿舍中，啃書、寫作，假想自己是一個吟遊的詩人，拼命地寫、拼命地撕掉寫出的詩作，嘗試著找出自己的聲音。在那樣一個禁忌遍佈的年代中，飢渴地閱讀著被執政者列為禁書的中國三○年代文學，讀魯迅、念艾青，去感受三○年代中國左派作家橫眉書寫的氣魄；相對地，竟也慢慢不滿於從十三歲開始就視為經典，誦之背之崇仰之的台灣現代詩的逃避與畏縮。

華岡的風雨，是氣急敗壞的那種類型，在華岡的陋巷中寫詩的我，每到山風起、疾雨落，也就有著氣急敗壞，對自己已經習慣的當年的現代詩風的不滿。這種不滿，一方面來自比較，用血寫出的詩、撞擊大年代的詩、關懷貧下階級的詩、不必以矯飾卻能以勇氣淋漓盡致寫出的詩，是更貼近真理和生命的；這種不滿，一方面又來自對自己的不滿，運用生吞活剝的技巧，以及一些玩弄文字的小智慧，我在雨夜中寫的詩、熬夜寫出的詩，除了技巧的鑿痕之外，就是沒有自我的詩。

每次頂著華岡的風、逆著華岡的雨，從校園中回宿舍的路上，我就感覺到自己必須掙脫出來，違逆那個年代的風雨，大聲喊出純然屬於自己的聲音。於是，我開始拋棄那些被我背得滾瓜爛熟的詩集，因著魯迅、艾青的路子，想辦法找到更多中國動亂年代作家的作品，掩掩藏藏，抄錄影印，試圖從中找到，作為一個作家，或者詩人，對他處身的年代最自然的呼應。在疾雨中、也在微雨中，我要走出自己的路來。

於今想來，那真是一顆年輕的心靈，雨落得越大，波瀾越是壯闊。實則當時的我，不甘於只是一個詩人，以寫詩自得其樂的匠人，無寧說，當時的我隱然有著一種意圖，要為我生存的年代書寫。至於那是什麼？十八歲的我，還在雨中摸索。

不寫詩，就讀書，在只容旋身的宿舍中，我大量地閱讀，華岡的多風多雨，提供了最好的閱讀環境。多半是雨夜，除了現代詩之外，我讀尼采、讀莊子、讀杜司妥也夫司基、讀馬基維利、讀亞里司多德、讀荷馬；同時也找到了連雅堂，開始對我生身卻完全陌生的台灣暗中摸象。這些作品都不盡相同，他們點燃的燈火或明或滅，亦強亦弱，但是，在雨夜裡，對一個試圖找到自我的年輕寫作者來說，他們都一樣發散著光芒，指引著少年，望向黑茫茫的前方。

如斯兩年過去，風雨不曾停息。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屬於自己的聲音，那個聲音，本來就屬於我、跟隨我、而且型塑我，那個聲音和夜裡的雨聲一樣，綿綿密密，永不離開、永難忘記。我終於找到了，原來它就在我的喉舌之內。它記載著我的生命，與我的生命同存；它也標誌著我的身分，與我所生身的土地同樣悠長。我終於找到了它，作為我的語言，同時作為我的生命，以及詩的生命和語言。

雨繼續地下，一九七六年冬末春初，我寫出了用我自己的聲音發聲的台語詩。從此，開始了大約十年左右充滿自信、歡愉和虔敬的現代詩寫作生涯。從懷疑到找尋，從尋覓到發現，我所發現的，卻是本來就與我一直同在的。在用自己的語言寫作現代詩的這十年間，我完全感覺到自己與我所處身的年代同在，而無須徬徨、猶疑。這種感覺，其實也早在我十三歲抄寫《離騷》時就已存在，不過沒有使用自己的語言時如此確鑿，彷彿用詩觸及到了生命一般，我的認同，在詩的寫作裡找到了歸宿。

就像雨珠一樣，我找到了自己的溪流，找到了詩的土地，澆灌以之，豐饒以之。

微雨也是中年的沈潛。這種心情，茫茫漠漠，無所託付。一九八六年寫完詩集《四季》，一本用二十四節氣記述我自己對八○年代台灣轉捩現象的觀察的詩集，之後，迄今十年，我無歌無詩。

要說明這種過程是繁瑣也沒必要的。這十年間，雨一樣落著，落在台灣的土地上，也落在我生命的最底層。一半來自無可逃避的際遇，一半來自無可抗拒的風雨。這十年間，我與所有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一樣，一同被捲進了大變遷的台灣社會中；比較不同的是，以一個生性浪漫的寫詩人，我進入了最需要理性來記錄台灣社會大變遷的報界，並且因緣際會地陷身於新聞記述、政治觀察的洶湧之河，在少見和風豔日，多聞風雨之聲的時光中，詩與文學頓時滅頂在逐潮追浪的歲月中。再大的雨打入大河，一樣無聲無息，更何況斷爛朝報上唯唯諤諤之言？十年風雨，等如江湖，無燈無夢，我的生命就如此沈潛在夜雨之中，分辨不出什麼是身什麼是影。

不過，整個大時代的身影則是明晰異常。禁錮著台灣社會生命力的戒嚴解除了，關連到台灣思想言論創發的黨禁、報禁開放了。舊有的體制鬆綁、喧嘩的眾聲解套。在媒體中，在媒體的工作中，我雖然不再被容許觸摸自己的生命，卻真真確確地，可以聽到大時代霹勃跳動的脈搏。年輕時雨夜偷讀禁書的驚惶，經常會在我撰寫社論、政論的沈思階段浮現：這兩個不同的年代，擠壓在中間的，其實是敢言者流過的鮮血。威權之下的諤諤之言，抗風逆雨，那樣的身姿多麼令人動容？開放年代的抗議，同樣可感，但不免因為簡單輕鬆，而令自己疲累。

從威權到民主，這兩個不同的年代，跪哭在中間的，還有弱勢者被鞭打的血痕和淚痕。在我的報業工作中，處理過五二○事件，由台灣中南部北上的農民，來到台北為農業請命，他們黎黑的臉顏上淌著清澈的淚水；遊行沒多久，就在台北車站前被鎮暴警圍堵起來，清澈的淚水其後化成了被警棍毆出的鮮血，可以想見，次日農民也將被形容為「暴民」。這一天，身為總編輯的我在編輯台上，從下午一點熬到次日早上八點，看著記者由現場報回報社的稿子，那不是詩，卻比詩還真實，那是台灣農民的血與淚，應該寫在台灣廣大的農田中的，卻流在以農民的血汗堆砌起來的都會，流在冰冷的、黑鬱的柏油路中。

我覺得相當疲累，一方面是工作了十九個小時，更多的是，我，一個在台灣的土地中找到自己的寫詩的人，只能如此，用一份可能和其他報紙不同的記載來給予這些無辜的農民「公道」。或者，用詩，但詩更無力，一如在這個無詩的階段中，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要求政府平反，當時的閣揆在答覆立委質詢時，不經意地說錯了話，說滿清入關時在楊州也殺了無數的人之類的話，我當時寫了一首詩，用□□表達這種錯愕、憤怒，但又如何？在落著滂沱大雨的夜裡，正義的燈照不到陰暗的泥地。

我的新聞工作，最後是在報社虧損累累之中，因為易主經營而結束。上天垂憐，就在即將易主之前，我考上政大新聞所博士班，辦理資遣後，再回校園。我永遠想不到，命運是在消遣我，還是在照顧我；但我明確知道的是，我四十歲了，從二十歲找到自己的詩的聲音開始，也已經過了二十年。這二十年的風風雨雨，前十年充滿詩的喜悅，後十年則難免詩的神傷。造化，有兩層內在意涵；詩的象徵，也可多義銓說。我此際的心境，大概也只堪微雨了。       

悉悉索索地，微雨，落著。

在新家窗外的微雨中，居然回憶了這些屬於心靈禁區的物事。中年的心境，或者也像微雨一般細細瑣瑣吧。

在模糊的雨幕中，我彷彿看到一個年輕的身影閃過，輕快而激越地，雨花濺溢著，久久不散；接著，我又看到，我自己，白髮蒼然，坐在落雨的亭子裡，吟頌年輕時用台語寫出的詩作，那種聲音，一頓一挫，那不就是雨聲嗎，淡淡泊泊地，從山那邊、夜那邊，低低沈沈一路傳來。

●1996.04.01. 暖暖      ●1996.05.01.《聯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