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黑最暗處放光
追思信疆兄
●向陽
信疆兄離開人間了，封總編打電話來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正開車在高速公路上，時間是5月6日，信疆兄離開則在前一天，而當天，我在研究所的課堂上還跟學生提及1970年代，提及高信疆先生如何在那個高度苦悶的年代掀天揭地，創造了一則文化傳奇──三十年前的風雲如今去矣，信疆兄也帶著這則傳奇，以及他曾經開創的那個年代離開了人間，離開了喜歡他、尊敬他的眾多朋友。
我與信疆兄相差十一歲，他是我文化學院的學長，他讀新聞，我讀日文；也是我進入中國時報《時報周刊》之後的同事，但他當時已是主導台灣文化傳媒的紙上英雄，我還是初進報社的新人。若從我們都喜愛詩來說，他是1970年代戰後世代詩社《龍族》的主腦人物，我在大學年代習作現代詩階段深受他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影響，對《龍族》回歸傳統、關懷現實、擁抱大地的主張相當認同；1979年，我與詩友合創《陽光小集》於高雄，這個詩社進入1980年代後主張、編輯取向，都受他和《龍族》的影響。在我初入詩壇的階段，他是我敬佩和效法的典模人物。
我與信疆兄認識，是在大三擔任華岡詩社社長之後，當時我開始發表台語詩和十行詩，台語詩在那個年代不為報館所採用，因此都發表在《台灣文藝》、《笠》、《詩潮》等非主流刊物上，十行詩則為報章採用。當時《聯合副刊》由馬各先生主編，詩稿則由詩人楊牧主選，第一首以十行為名的〈小站十行〉就獲刊於《聯副》，給予我持續寫作的動力，那是1976年7月的事。我初識信疆兄時，他似乎已被迫離開《人間》，他見面的第一句話是「你的十行詩寫得很好，為什麼不在我編《人間》時給我？」
1979年我退伍之後，以〈霧社〉一詩參加《人間副刊》首次舉辦的敘事詩獎，決審階段以一票之差未獲首獎，信疆兄在揭曉之後，有機會碰到我，鼓勵我不要介意名次，並轉告我詩人鄭愁予如何在越洋電話中為〈霧社〉力爭之事。他說得相當高興，我聽得相當慚愧，因為我知道他的用心，他是要我以創作好詩而非以得獎為目標。以他當時在文壇和傳媒的地位，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寫作者如此鼓勵，讓我對他更加敬佩。
1981年6月底，我因詩人商禽推薦，進入了信疆兄曾經擔任總編輯的《時報周刊》當編輯，而與信疆兄有了更多接觸，也因為如此，得以更加了解他主編副刊的胸襟、理念和高度。《人間》能在1970年代創造出新而壯闊的文化風潮，鬆動當年國民黨宰制的霸權，正是因為有他這樣具有包容力、親和力，又同時懷抱理念、瞻矚遠景、不憂不懼的主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前一年，他已遭受軍方的壓力而被迫去職，直到1978年1月才重返編輯檯，我在報社看到的他，依然風姿英發，以《人間》為平台，繼續在1980年代發光發熱，並與當時主編《聯副》的詩人瘂弦展開另一階段的文化領導權競爭。「副刊高」與「副刊王」之爭，成為當時文化界的佳話。
| |
|
|
|
 |
|
|
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副刊》著重企劃編輯，不僅內容，在版面形式上也相當前衛。圖為1982年3月29日的副刊，當時正推出「版面設計展」，向陽詩作〈我們在寬闊的土地上〉置於其中。
|
|
我看到他約稿、用稿，依然生猛有力，展現了一個副刊主編的議題設定能力，他能讓純粹的文學創作，透過優質而具有高度的編輯手法，成為文壇和文化界最熱門的話題。1980年2月21日，《人間》推出〈風雲十年：文化十事／文化十人〉特輯，列出「鄉土文學論戰」、「中國大陸抗議文學的勃興」、「保釣運動引起的文化迴響」、「雲門舞集的崛起」、「報紙副刊的突破」、「洪通畫展引起的震撼」、「報導文學蔚的風氣」、「學術重鎮多人逝世」、「校園歌曲邁向社會」、「漢聲雜誌的收穫」等文化十事，氣派閎闊，具體勾勒出1970年代的台灣文化圖像。這十事其實也彰顯了《人間》扮演的角色，扣除「學術重鎮多人逝世」一事，其餘九事皆與《人間》的努力有關。信疆兄參與其中、鼓吹其上，作為主編，他的編輯格局一向備受推崇，這何嘗不也是源自他的社會參與熱情和文化改造魄力，才使得《人間》得以「在最黑最暗處發光」(《人間》當年版面的一段動人引言)。
|
|
|
|
 |
|
|
一張珍貴的照片：1988年5月8日，「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在台作家聯誼會」於陽明山成立。後排右起第一人即是高信疆，接著是向陽、王禎和、管管、尉天驄、七等生、王拓、吳晟；前排右起：柯元馨(高信疆夫人)、殷允芃、藍藍、李歐梵、姚一葦、瘂弦。
|
|
1982年6月，我離開《時報周刊》，應聘擔任《自立》副刊主編，與信疆兄主編的《人間》、瘂弦先生主編的《聯副》，在媒體立場上互有殊異。當時《自立晚報》是小報，副刊編輯相當辛苦，以有限的讀者、微薄的稿費，拉稿不易。信疆兄對我多有鼓勵(
瘂弦先生也是
)，對他來說，我與他同為校友、同為愛詩人、又有同事、朋友之誼，這或是理所當然的，對我來說，其中卻有著感心的溫暖，他總是像個老大哥一樣關心我。作為一個非主流、且帶有批判意識的晚報副刊主編，我接編後企圖在兩報副刊之外另闢本土路線，這或許和信疆兄的認同有所不同，但他並不以為意，仍然以爽朗笑聲見我。《人間》副刊有時因政治禁忌無法刊登某一名家作品，沒隔幾天就會在《自立》見報，見面時他會笑說「老弟，你比我勇敢」。我與他當然都知道，《自立》在那個年代還能刊登觸犯禁忌的文章，並非主編的我有多勇敢。
報禁解除後，我由副刊主編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信疆兄也在此時升任《中時晚報》社長。由於人生轉折，其後他逐漸淡出媒體、淡出文化圈，最後落腳北京，我則因報館倒閉，轉入學界，奔波台灣南北約有十年之久，兩人之間的聯繫就此中斷。十多年來，知道他的訊息，都是朋友轉知，最後得到的，竟是他離開的消息。以他主編的《人間》與1970年代之關聯撰寫碩論的我，依然記得信疆兄收到我寄給他的碩論後，跟我說的「你把我寫得太好了」的謙虛之語。在他離開後，我重新翻出十六年前的碩論，燈下撰寫此文，不禁生出當時為何不全面評價信疆兄及其《人間》對台灣社會與文化諸多貢獻的自責與懊惱。
2008/05/16淩晨•暖暖•《文訊》雜誌，284期，2009年6月1日，頁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