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支持任何黨派，以避免成為一黨一派的御用刊物。我們不理會任何選舉，由總統乃至警員的任何候選人，我們都同樣對待。我們將對有關公共事務的報導僅限於事實的紀錄。

這是1835年5月6日，由美國報人詹姆斯•班奈特創辦《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時宣示的報業理想。「報導事實」，作為媒體理念，使該報一年之後就脫離小報行列，也使當時美國甚囂塵上的黨派報紙黯然失色。

61年後，1896年8月19日，美國報人阿道夫•奧克斯買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接辦宣言中聲明：

──《紐約時報》要用簡明動人的方式，用文明社會莊重的語言，提供所有的新聞——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途徑更快地提供新聞，也可一樣快；要不偏不倚、無私無畏地提供新聞——不論涉及任何政黨、派別和集團的利益，要使《紐約時報》成為探討一切與大眾有關的重大問題的論壇，並為此目標廣邀各不同見解的人參加明智的討論。

這兩份媒體宣示，距今一百多年，但依然擲地有聲。以兩報報名命名的前鋒廣場和時報廣場互相輝映，至今仍是紐約重要的地標。

這兩份媒體所處的時代並不相同，走向也不完全一致，但都同樣強調媒體不為黨派所用，要為公眾提供事實。這正是媒體作為第四權的可貴之處。

但更可貴的是，不是只有堂皇的宣言而已，媒體更必須實踐對公眾的承諾。以《紐約時報》為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3年該報爆發「兩布事件」，一是黑人記者布萊爾編造獨家新聞，計有36篇捏造、抄襲以及不符事實的報導；二是該報曾獲普立茲獎的名記者布拉格，冒用實習記者採訪佛羅里達州某一城鎮的報導，遭居民揭穿。事發之後，該報立即在頭版刊登長達7500字的文章，自揭醜聞，向讀者道歉，總編輯、執行總編輯辭職下台；此外，又隨即召開六百餘人編輯部員工開會，進行徹底檢討，並組成包括報社外部資深媒體人在內的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與檢討編採問題。

《紐約時報》為什麼要自曝其短？不負責採訪的總編輯為什麼要下台？原因很簡單，事關媒體格調和尊嚴，媒體不能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不能造假、欺騙公眾，因此必須勇敢面對錯誤，告訴公眾「我們造假，我們錯了」，才能挽回公信。即使如此，造假事件仍使《紐約時報》百年聲譽大幅滑落，迄今難以完全回復。

對照目前仍餘波未息的TVBS新聞造假事件，以及該台的處置方式，聰明的讀者，請問您，您看到兩者有何不同之處？

也許您會說，看不出有什麼不同？兩名記者已被開除；新聞部總監、副總監已離開新聞部；李濤也在NCC裁罰處分後辭去總經理、李四端則已專任原副總經理職──而且該台都道歉了，播報造假新聞的不只一家，只有TVBS道歉，很不錯了。台灣畢竟不是美國，TVBS畢竟不是《紐約時報》……。

如果您這樣想的話，答案就在您的想法中。

一、《紐約時報》不待監督單位提出裁罰、社會輿論譴責，立刻處理問題，記者離職、總編輯下台、公布造假過程、道歉，明快俐落，毫不含糊。TVBS剛好相反，事件爆發後，該台游移等待，靜待社會反應，分成三波處理：一開始對待基層記者，不待申覆，立即革職，上層不動如山；等NCC做出裁罰決定後，才把主其事的新聞主管調離現職；等到風波加大，才由董事會「勉予同意」總經理辭職、副總經理免兼主持。上層損失小利，責任記者全扛，新聞造假過程隱晦不清。這樣的處置，果然不一樣。媒體格調，由此可見；道歉與反省誠意如何，由此可見。

二、《紐約時報》召開全體新聞部編採人員開會自我檢討，訂定自制公約，組成特別調查委員會，檢討內部管控問題，進行補救。TVBS則反其道而行，先由當時尚未辭職的李濤在主持節目中引導來賓導向所謂「政治迫害」；等NCC裁決一出，又導向所謂「介入媒體」，準備提出抗告。這樣的TVBS，果然也和坦蕩磊落的《紐約時報》不一樣。不面對自身「新聞造假」，卻檢討外部「政治迫害」，這會是值得您信賴的新聞媒體嗎？

媒體各有立場，可以理解，不必以客觀這種高標加以要求；媒體也是人辦的，不可能不犯錯，不能說犯了錯就罪不可赦。但媒體必須報導有根據的事實，要有事實才做報導，犯了錯就真誠道歉、確實檢討，才能重獲公眾信靠。TVBS新聞造假事件，已使媒體公信和媒體人尊嚴都遭受莫大傷害，止謗莫如自修，身為資深媒體人的李濤，未能在第一時間扛起責任，坦然辭職，事發迄今還繼續主持標榜公理正義，實則黨派色彩鮮明的「2100全民開講」，面對公眾，捫心豈能無愧？

2007/04/08自由時報「星期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