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九七年真理大學開辦台灣第一個台灣文學系以來，台灣文學系所在台灣的大學中，由北到南逐一創設，截至目前為止，計有成功大學、清華大學、台北師範學院、靜宜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以及即將招生的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所系，這些台灣文學教學、研究所系的設置，提供給台灣的學子認識、了解與研究自己國家的文學發展的機會，也深刻化並且廣延化了台灣文學的內涵與外延，長久以來被置於中國文學之下的台灣文學教育與研究終於獲得自主生長的空間。這樣的改變，既說明了台灣的教育體系已經正視到台灣文學與文化的歷史存在和現實發展，同時也象徵了隱藏在台灣文學發展背後的台灣圖像已經更加明晰。

在時間和空間的縱經橫緯上，台灣文學指的當然是在台灣這個土地上生發的文學，這些文學的產生來自不同的族群生活經驗、不同的時代脈絡與社會結構，殘存著歷史的色澤，顯現著地理的紋路；但更重要的是，創作文學的作家以及他們創作出來的文本，無論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都在書寫台灣的圖像。台灣圖像的浮出，使得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與共同想像方才取得交集，對台灣土地與人民的認同也才可能更加細密、深刻。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重視我們自己的文學的主要原因；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台灣社會不重視台灣文學，或者甚至誤以為台灣沒有文學，即使有也是中國文學的旁枝、邊陲、支流，則台灣文學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台灣的共同記憶和共同想像就無以凝聚，延伸來說，台灣的歷史和圖像、台灣社會不同族群不同時代中所有的努力、成就或經驗，也就毫無價值了。文學書寫，與歷史書寫一樣，都是台灣圖像的建構，沒有文學、沒有歷史，也就沒有台灣可言。

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台灣各大學設置台灣文學系所，讓台灣的下一代有機會接觸台灣的文學，讓台灣的文學能因為教育而普及、因為研究而深刻，自然應該樂予肯定、支持、贊襄。更多的大學設置台灣文學系所，象徵的是更清晰的台灣圖像可望通過文學的潛移默化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和想像，通過這樣的非政治的想像與記憶的凝聚，台灣的認同也就水到渠成，毋庸政治人物操盤費心。但實際的情況是，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九十二學年度台灣的公私立大學院校數量已達一百四十三所，其中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為七十三所；碩士班二一八五所，博士班五八八所。在如此驚人的數量下，相對起來，十個台灣文學系所的存在，根本如大河中的碎石細沙，微不足道。即使扣除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數量，綜合大學仍有七十所，台灣文學系所僅居七分之一，這又不能不令所有關心台灣發展的人感到高度憂心、高度遺憾。

何以台灣社會在政治解嚴之後能夠快速通過寧靜革命而取得政治民主化、台灣化的成果，在經濟上又快速邁向資北主義化、全球化，而台灣的文學﹝兼及藝術、戲劇、歷史以及其他文化領域﹞的自主和多元發展卻又如此緩慢？原因相當複雜，但約略來說，主要因素不外三點：一、台灣長久以來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社會首重經濟利益，兼及與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政治利益，文學與人文的吸納、提升較不為移民社會所重視；二、四百年來台灣歷經殖民政權先後統治，形成一個自主性匱乏的殖民社會，台灣文學與文化長久以來在殖民統治者灌輸的以殖民為目的的文化霸權宰制下早已陵夷殆盡，破碎不堪，要在民主體制初現的階段立即補闕救殘，自屬不易；三、台灣文學與文化在教育體制中雖然已經受到正視，但在與教育體制具有同樣影響力的大眾媒體領域中，卻還是遭受頑抗與排斥、誤解與曲解，大眾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對於台灣文學與文化的重視不只不夠，還經常出現鄙夷的報導，以中國文學與文化為框架，排除台灣文學與文化的經常性報導，久而久之，台灣文學、文化與台灣社會就產生脫鉤現象，台灣文學被視為「邊疆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也就不足為奇。

反過來說，在這樣糾葛著移民社會心態、殖民社會殘毒以及主流媒體歧視框架的複雜環境中，台灣文學系所七年來能在高等教育體系中成長十所，雖然令人不無遺憾，也算彌足珍貴。因此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上，提升台灣文學研究水準，改善台灣文學教育環境、調度台灣文學教學研究與媒體、社會的互動關係，滿足學生對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認知與追求，進而使得台灣文學的教學研究與當代台灣的共同想像結為一體，就是所有新設的台灣文學系所應該積極因應的急務；而如何獎掖台灣文學教學與研究、鼓勵尚未設置台灣文學系所的大學院校新增相關系所、提供這些既有的和將來的台灣文學系所更充裕的資源，則是政府和社會共同的責任。

我期望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多給台灣文學系所祝福與奧援。台灣文學曾在這塊土地上遭到壓抑、扭曲，新增的台灣文學系所愈多、被壓抑扭曲的台灣圖像就愈能澄清，台灣主體性和台灣認同就愈能深植台灣社會。在這個理由下，不只台灣文學系所的增設應被期待與鼓勵，台灣歷史、地理乃至藝術人文系所的增設、教育內容的增強與改革，都有待政府、社會和學界共同努力，來彌補台灣教育、學術研究偏離台灣共同記憶和共同想像的缺憾。

2004/10/31《自由時報》p.3「星期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