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台灣社會的人，愈來愈會發現，我們所認識的社會愈來愈不像我們日常處身的社會；我們所了解的台灣，也愈來愈不像真實的台灣。

我們日常處身的社會，人們之間和睦、客氣，不出穢言，對待陌生人也還保有基本的熱情和關心，從城市到鄉村，從海濱到山巔，多數人臉上洋溢著朝氣和安祥，多數人勤奮工作，儘管勞苦奔波，但不怨天不尤人，踏實過日，和諧喜樂，是我們對日常處身的社會的主要感覺。然而我們若閉門不出，只依靠媒體提供的訊息來「認識」我們的社會，前述的圖像可能立即改觀：在充佈綁架、搶劫、殺戮、自殘等等訊息，以及各色各樣的奇聞怪談、畸零八卦的媒體中，這個社會就彷彿末世紀一般，滿佈生存危機、恐怖氣息和仇恨、憤怒、頹廢、無望的氛圍──「炸彈客」到處蠢動、「殺人魔」環伺在側、「溜鳥俠」遊蕩各方、「╳╳之狼」潛伏城鄉……，我們透過媒體「認識」的社會，宛如鬼域。

我們了解的台灣，相較於世界各國，政治其實相當穩定，政黨競爭雖然激烈，但不激進；族群關係和諧，儘管仍有歧見，但往來熱絡，毫無阻隔；社會治安和家居環境雖然仍不理想，但城開不夜、生活便捷……。而從全球看台灣，光是最近陸續發布的全球性評比也顯示：台灣的政治自由已為美國「自由之家」評比為一級國家；台灣的全球投資環境已獲得「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列入全球第5名，亞洲地區第3名；台灣的全球競爭力更被「世界經濟論壇」(WEF)評比為全球第4名，在亞洲地區持續保持領先地位。這才是我們生活的台灣真實。

然而如果我們只接觸媒體，只相信媒體的報導，我們「了解」的台灣將立即變色──台灣是一個擁有「騙子總統」、「野蠻在野黨」、「綠色恐怖」、「賣台集團」、「黑金體制」、「流氓國會」的台灣；是一個處於「統獨爭議」、「省籍矛盾」、「族群仇恨」、「意識形態鬥爭」不斷的台灣；是一個「經濟崩盤」、「社會動盪」、「道德沉淪」、「不公不義」的台灣。媒體報導下的台灣，並非真實的台灣。

真實的台灣，讓我們覺得每天醒來都有希望，活在台灣真好，覺得週遭的人都親切和藹、有禮；媒體建構出來的台灣，卻是青面獠牙的台灣，每天淨是燒殺擄掠、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危機重重。媒體建構病態的台灣，也就難怪台灣會出現以吸引媒體眼光為業的病態人物：宣稱要暗殺總統的「革命」份子、每日搶在媒體鏡頭前舉牌的「柯董」、以打人、丟紙盃、罵髒話為常態的國會議員，還有最近連續犯案還懂得通報媒體的「炸彈客」，以及因為媒體的反常報導而將以上這些病態人物視為「英雄」的病態讀者。媒體推波助瀾的結果，台灣真的病了。

但對照我們的日常生活，對照真實的台灣，對照前述的事實，嚴謹地說，並不是台灣的社會病了，也不是活躍在媒體鏡頭前的人物病了，而是我們的媒體病了。

按照傳統媒體理論，媒體應該是「反映社會真實的鏡子」，媒體應該忠實報導社會發生的事情，提供閱聽人事實真相；媒體應該客觀、公正和準確報導新聞事件，並且避免事實的扭曲……。然而事實上，我們的媒體表現並非如此，媒體不但不反映社會的真實面，甚至扭曲、模糊或掩蓋了社會的真實。

以最近媒體對所謂「炸彈客」的新聞報導為例，不必談媒體如何報導事實，光是媒體濫用「炸彈客」，標籤以激烈、違法、危險手段對政府或社會進行恐嚇訴求的嫌犯，就違反媒體守護社會的基本倫理，逾越媒體陳述事實的基本要求。法律上涉嫌犯法的嫌犯，被媒體冠以「客」名，而媒體對此還毫無警覺，一再沿用因襲，使用恐嚇炸彈威脅社會的行徑當然會受到鼓勵，社會是非和法律當然遭到踐踏，從「白米炸彈客」到「汽油炸彈客」當然應報導而生，最後，違法犯罪的炸彈犯當然會被部分人士視為「英雄」、「烈士」。媒體一旦使用這樣違常的符號而不自知，接下來的報導角度、語氣和新聞內容，也勢必跟著傾斜。媒體以炸彈嫌犯為「客」、以偷渡嫌犯為「客」，則將來也難保不以搶劫、殺人、強姦等嫌犯為「客」，媒體報導如此以「客」為尊，社會當然跟著生病。

目前的台灣，正處於由傳統威權過渡到全面民主的渾濛階段，媒體因此更必須更加清醒、冷靜、正確、符實，才能協助社會正確面對台灣圖像。報導犯罪事件如此，報導政治、經濟議題或社會衝突事件更應如此。我們的媒體不妨從嚴謹使用報導符號做起，先將慣用的「炸彈客」、「偷渡客」還原為符合法律和社會是非的「炸彈嫌犯」、「偷渡嫌犯」，並進一步在選擇議題、報導事件的過程中秉持「四不」原則：以不捲入、不介入的報導心態，提供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盡到為閱聽公眾提供純淨報導的義務、對政府和其他領域進行監督評論的責任。這應該是當前媒體可以做到的、也應該是所有媒體記者自我期許的開始。

2004/12/26《自由時報》星期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