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發展與文學媒介的關係，是不可也無法分割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學社會學》一書中，起筆就說：「所有文學活動都是以作家、書籍及讀者三方面的參與為前提。」換句話說，作為一種社會學的領域，文學脫離不開作家、媒介以及讀者三方的互動。探究一個國家的文學發展，無法忽略作家、作品，以及前述兩者對於社會所起的影響與意義。從文學的視角來看，社會是由文學反映出來的；歷史是由文學書寫出來的──介於社會的橫切面和歷史的縱切面之間，文學通過媒介﹝手稿、書籍、雜誌、報紙副刊、網路﹞方才彰顯了它對當代與後代讀者的影響，從而再現﹝representation﹞了歷史與社會的形貌。

從這個角度切入文學發展歷程，我們就不能不密切注意文學傳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一般來說，文學媒介基本上具有五大功能：一是反映文學與當代社會的互動、二是推湧文學思潮與活動、三是凝聚文學社群與文化認同、四是提供作家發表園地與培育新人、五是提供讀者教養與娛樂。而這不僅是文學的，也是文化史意義的彰顯。沒有一個作家、沒有一種文本，能夠脫離媒介而獨自生存，或者傳播開來、流傳下去──這說明了沒有媒介，也就沒有文學的道理。

在包含文本、書籍、雜誌、報紙副刊與網路等諸多不同形式的文學傳媒之間，能統合前述媒介四大功能的，又以文學雜誌為最。手稿與書籍，通常是作家個體創作的展現，難以見岀凝聚文學社群與認同的力量；報紙副刊雖然集結不同作家的創作與論述，但因為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大眾」定位與特質，也通常必須迴避特定一文學社群及思潮或作品風格的過度強調或集中；至於初興的網路媒介，則以其「個體性」特質，截至目前為止尚難看出社群與文化認同的彰顯。只有文學雜誌，尤其以純文學雜誌來看，在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一直表現出強烈的社群特質，它們在凝聚文學社群與文化認同、推湧文學思潮與活動的兩個主要功能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具有對台灣新文學發展舉足輕重的關鍵性影響力。

二、

我們當然不能說，沒有文學雜誌就沒有台灣文學；但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文學雜誌，則台灣新文學史勢必缺掉一角。從1920年台灣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台灣青年》雜誌以來，迄今的台灣新文學發展都與文學雜誌發表作品、傳佈思潮、結盟成派，乃至於與社會、歷史產生互動，進而累積為台灣文化史的一部分，都可見其密切關聯。

由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迄今已有八十餘年，此期間跨越兩個不同的統治年代，文學雜誌屢仆屢起，家數繁多，這篇小文不可能完全處理。因此以下將僅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雜誌為觀察場域，藉以釐清台灣文學雜誌與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關聯，提供讀者參考；至於戰後台灣文學雜誌的變遷與台灣文學發展之關係，則有待另文探討。

台灣新文學的開始，通說以由《台灣青年》而《台灣》到《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台灣民報系」為首要媒介。1920年，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台灣青年》雜誌，初期的台灣新文學發展，正是依賴著以《台灣青年》為首的「台灣民報系」的鼓吹與刺激而展開。

其中較關鍵者是反映文學與當代社會的互動、推湧文學思潮、以及凝聚文化認同的部分。如《台灣青年》刊佈陳端明所寫〈日用文鼓吹論〉，強調以簡便的日用文﹝白話﹞改革文學，啟迪民智；其後更名的《台灣》刊出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到再更名的《台灣民報》刊載張我軍一系列主張建立以白話文為書寫工具的論述。通過這些論述，起步中的台灣新文學界獲得了與當時世界思潮同步的啟發，白話文作為文學書寫工具的正當性得以確定。

其次，使用白話寫作的作家與作品也通過雜誌和社會產生對話，要者如追風﹝謝春木﹞的〈她往何處去──致苦惱的年輕姊妹〉﹝日文﹞、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等。雖然，台灣民報系在雜誌階段仍非純文學雜誌，但直到1932年《台灣新民報》改為日報發行之前的12年間，它的文學／文化雜誌性格則相當濃烈，成為一如葉石濤所說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根據地和大本營」，因此在台灣新文學發軔期間，「台灣民報系」實則也扮演了文學雜誌的角色。

台灣最早出現的新文學雜誌是1925年由楊雲萍和江夢筆創刊的《人人》，不過只出兩期，具有歷史意義，實際影響力則弱。真正開始發揮文學媒介力量的雜誌，是1932年創刊的《南音》﹝其背後是1931年成立的「南音社」社群﹞、1933年在東京發行的《福爾摩沙》﹝其主力是東京台灣學生組成的「台灣藝術研究會」﹞。這兩份雜誌有其異同之處：就相同部份來看，《南音》推動台灣話文運動，相當積極，主要角色是三○年代與黃石輝一起點燃台灣話文運動與論戰的要角之一郭秋生，他在該刊開闢「台灣話文嘗試欄」，奠定了台語文學的初基；《福爾摩沙》雜誌則引進西方近代文學技巧，以日文作為書寫工具，懷抱創作「台灣人的文藝」的雄心──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具有文學社群特質，而又以推動特定思潮和運動為目標的文學雜誌模式，由此開始；就其異者而言，《南音》靠近本土，以台灣話文書寫和運動為目標，《福爾摩沙》則強調藝術性，企圖在殖民文化的籠罩下，以殖民者的語言建立獨自的文化──兩者在藝術傾向和美學企圖上一傾向現實主義、一傾向浪漫主義。而這也紹啟了此後台灣文學雜誌與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兩大思潮傾向。

1933年10月，台灣本土的第一個文學社團「台灣文藝協會」﹝主力郭秋生、廖漢臣、黃得時等﹞在台北成立，揭櫫「以自由主義為精神，以圖謀台灣文藝健全發達為目的」的文學運動路線。次年創刊《先發部隊》，後改為《第一線》，雖只出版兩期，不過《先發部隊》創刊號推出「台灣新文學岀路的探究」專輯，邀集黃石輝、周定山、賴慶、守愚、君玉、點人、毓文、秋生等8位作家就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提出論點；《第一線》推出「台灣民間故事特輯」﹝收11篇作品﹞，則首開台灣文學雜誌製作「特輯」的先例，同時也強化了文學傳媒作為公共論壇的特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份雜誌除了與前述兩刊同文學社群的色彩之外，同時也表現岀具備特定意識形態﹝名為「自由主義」實為以本土普羅大眾為基調的「社會主義」﹞的強烈風格與走向，稱之為運動型文學雜誌亦不為過。

到了1934年5月，由張深切、賴明弘等倡議，集結全台作家的「全島文藝大會」在台中市成立，其後組成「台灣文藝聯盟」，並於同年11月創辦《台灣文藝》雜誌﹝漢文和文各半﹞。該刊雖然作為文聯的機關刊物，但由創刊號〈熱語〉強調「我們以其有偽路線不如寧無路線」、「我們的方針不偏不黨」、「把台灣的一切路線築向到全世界的心臟去」等標語來看，這份雜誌並不強調主義、主張或路線，因此得以結合全島作家，共同創作，這是台灣文學雜誌多元典範的開始。這當中，當然也表現岀對於路線與意識形態的揚棄，黃得時認為「台灣文學運動到這時期，已漸漸脫去政治上的聯繫，而走向文學獨自的境地了」。

《台灣文藝》的多元主義走向，其後引發堅持社會現實主義路線的楊逵不滿。1935年，楊逵與葉陶在台中另起爐灶，成立「台灣新文學社」，創刊《台灣新文學》雜誌，強調「為了台灣的作家和讀者，我們迫切需要能夠反映台灣現實的文學機關」，因此《台灣新文學》的內容主要環繞在社會現實主義的闡發和實踐之上，該刊對於當時日本、朝鮮左翼作家以及中國的魯迅、俄國高爾基等的作品與思想的介紹不遺餘力，表現了寬闊的左翼國際視野。這是過去台灣新文學雜誌比較欠缺的部分，從多元主義走向國際主義，是《台灣新文學》作為文學傳媒樹立的又一個典範。而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到此，舞台也逐步由報紙副刊轉移到文學雜誌發展。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新文學發展進入「戰爭期」，台灣總督府開始禁用漢文，所有傳播媒介均受到箝制，楊逵《台灣新文學》雜誌因此廢刊。1939年，日本作家西川滿、北原政吉等成立「台灣詩人協會」，創刊《華麗島》雜誌，後又改組會為「台灣文藝家協會」，納入台日作家62人，於1940年創辦機關誌《文藝台灣》，這是日本統治階級的媒介，也是首次由日本人主導、台灣人作家點綴其中的文學雜誌，葉石濤說它「代表殖民者的意識形態」，這類雜誌，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也形成另一種典型與模式。文學媒介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指揮下，配合國家或統治者的需要，進行媒介內容的傳佈，如該刊在黃民化運動過程中強調「文藝報國使命」，其後在1943年「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由西川滿提議「撤廢結社」，導致所有文學雜誌的廢刊等都是明證。這在其後的台灣文學發展中也仍多有出現。

與《文藝台灣》抗衡的，是1941年張文環組成的「啟文社」，及其創辦的《台灣文學》雜誌，根據張文環自述，這本雜誌基本上是對抗西川滿及其《文藝台灣》的個人趣味以及缺乏人道主義走向而出，因此該刊大體上繼承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主脈，即寫實主義傳統路線，在愈來愈嚴酷的皇民化政策下進行抵抗，其中作品如張文環的〈夜猿〉、〈閹雞〉，呂赫若的〈財子壽〉與楊逵的〈無醫村〉等都是流傳至今的佳構。作為與統治者意識形態機器相互抗衡的文學媒介，《文學台灣》樹立的是一種通過作品表現潛藏主張和抵抗意識的媒介型態──表面上，在雜誌的論述部分，格於統治者政策，該刊也強調支持「大東亞戰爭」的「文藝使命」；骨子裡，則是透過台灣人作家的作品「推進本島文化」，其中流露出的被殖民者的無奈與傷痕。

1943年《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同時遭到總督府廢刊之後，由「台灣文學奉公會」刊行的《台灣文藝》成為戰爭末期台灣唯一的文學雜誌。這是前述「台灣文學決戰會議」的成果，展現了殖民統治者統一文學的意志和權力，這份雜誌的編委6人，只有張文環為台籍作家，其他5人包括西川滿皆為日人作家；加上總計8期內容中，如「擊滅驕敵之神機已到」、「因應戰果之道」專輯等作品的推出，以及「決戰文學」小說的刊登，都說明了文學雜誌受到政治干擾與指揮的不堪，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有「戰鬥文學」之稱的年代，一般通識是五○年代的「反共戰鬥文學」；實則早在四○年代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已經存在名異實同的「決戰文學」，這個階段《台灣文藝》正是此一決戰文學傳播的唯一機關。

三、

由以上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雜誌變遷的過程來看，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作為文學傳播的主要媒介之一，文學雜誌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扮演文學創作發表園地的基本角色之外，最少還表現了三種特殊角色：

一是作為文化思潮的鼓吹者的角色，這可由「台灣民報系」雜誌時期不斷通過論述與文學創作，傳揚「重見台灣獨得的文化／文學」的聲音和內容印證；其後「台灣文藝協會」創刊《先發部隊》、《第一線》，強調自由主義的闡揚，以及楊逵退出台灣文聯，自創《台灣新文學》強調社會主義論述與作品實踐等兩個例子，也足可驗證。

二是作為文學社群與運動基地的角色，整個日治年代的文學雜誌，其背後多為文學結社，無論官方或民間，無論大團體或少數作家，翻開此一階段的文學雜誌，總是先有社群﹝如「台灣藝術研究會」之與《福爾摩沙》、「台灣文藝聯盟」之與《台灣文藝》，乃至於戰爭期間「台灣文學奉公會」之與《台灣文藝》﹞，其中透露出文學雜誌的運動性格，以及台灣新文學家的社群性格。

三是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傳聲機器的角色，尤其是在外來統治者全面管控意識形態、介入文學傳播領域之際，殘弱的文學生態體系便易遭破壞，文學論述與文本書寫，乃至文學社群，都勢必淪為統治者傳揚其政策、粉飾其政績的工具，「台灣文學奉公會」之下的《台灣文藝》，以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作家之被迫／或志願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發表「決戰文學」作品等，都為顯例。

對照本文第一節所提文學媒介的五大功能來看，日治年年代的文學雜誌在功能一「反映文學與當代社會互動」的部分，的確隨著日本治台不同年代的內外局勢而有所改變，以文字語言工具為例，二○年代初期，漢文是主要工具，四○年代則絕大多數已為日文書寫所取代；在功能二「推湧文學思潮與活動」的部分，這些雜誌包括三○年代強調「寧無路線」的《台灣文藝》實際上都在表現集結者的意識思想，以及結社成群以推動某種文學路線的企圖；在功能三「凝聚文學社群與文化認同」部分，儘管有強有弱，但是就台灣作家為主的雜誌看，如《南音》，其中洋溢的民族主義認同、台灣文化重建使命，或者就統治者的角度所辦雜誌看，如四○年代《台灣文藝》濃烈的日本認同、大東亞意識，都有著宣揚和凝聚社群與文化認同的作用；在功能四「提供作家發表園地與培育新人」部分，以自主性高、不受統治者干預的文學雜誌最能發揮此一功效，三○年代台灣成熟作家輩出、作品豐收、新人出頭，都說明了這一點；最後，在功能五「提供讀者教養與娛樂」部分，雖然沒有任何統計數據或文獻可以證明日治年代的文學雜誌，在這部分發揮了多大的效用，但是我們若由日治年代值得注意的現象來看，可以看到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諸多重要作家多半與雜誌發生關聯，他們有些是雜誌創辦者、編輯群或主編，如楊雲萍、郭秋生、廖漢臣、巫永福、王白淵、張深切、黃得時、賴和、楊逵、張文環等；有些是從文學雜誌崛起的作家，如朱點人、楊華、王詩琅，呂赫若、龍瑛宗、吳希聖、翁鬧、吳濁流、葉石濤、王昶雄等。這除了又一次印證前述備提供作家發表園地與培育新人的功能之外，也足以充分說明文學雜誌最少具備「教養」的功能。

作家源自讀者，書寫來自閱讀，文學雜誌作為文學傳播媒介，在作家與讀者之間，同時扮演橋樑的角色，反饋到文學發展史上，亦復如是──文學雜誌再現了文學發展的相貌與履跡。

2003/6/5南松山•2003/7/1《文訊》雜誌「台灣文學雜誌」專號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