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副於六月十八日全版刊出詩的議題，是九○年代之後副刊少有的氣魄。該日聯副以「美好的人生，詩不能缺席」為主題，大幅介紹年度詩獎得主米羅•卡索、特別貢獻獎得主隱地，肯定現代詩人的創作與貢獻，既是對發展中的台灣詩壇的鼓勵，也發揮了副刊作為大眾媒體傳承文化、守護文壇的功能。除此之外，右側的〈誰是台灣新詩第一位作者？〉一文也相當醒目。這篇文章的作者張靜宜，目前就讀清華大學中文系二年級，應屬「七年級」的全新世代，她的文章觸及了長久以來台灣新詩史懸而難解的課題，值得討論；而她如此敏學，用心追究詩史真貌，則值得肯定。

「誰是台灣新詩第一位作者」，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追風﹝謝春木，彰化芳苑人﹞，作品為〈詩の真似する〉﹝詩的模仿﹞，這是一組包括四首短製的日文組詩，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的《台灣》雜誌第五年第一號。何以追風被視為第一人、〈詩的模仿〉會被視為第一首作品？這和文學史家的論述有關。被葉石濤譽為「日治時代研究台灣文學史巨將」的黃得時，是確立此一論述的第一人，他在日治時期就分別撰寫四篇擲地有聲的台灣文學史論：分別是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台灣文學》雜誌〈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以及次年同誌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史(二)鄭氏時代〉、〈台灣文學史(三)康熙雍正時代〉等四篇；戰後，他又於一九五四年、五五年在《台北文物》連載發表〈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長文，在這篇史論中他以「新文學運動的先聲」為名，列舉《台灣》雜誌有關台灣新文學的先發作品，追風的〈詩の真似する〉﹝詩的模仿﹞就是列名其上的唯一一首詩作；其後詩人羊子喬參與編輯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工作，在新詩卷前言〈光復前的台灣新詩〉﹝刊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聯副，後收入羊子喬著《蓬萊文章台灣詩》﹞，啟筆第一句就是「台灣之有新詩，始自一九二三年，追風﹝原名謝春木﹞率先以日文寫下了〈詩的模仿〉四首短詩，……這可說是台灣新詩的濫觴。」從此為研究者和相關史論所援用。

一如張靜宜所查，與追風詩作大約同一時段發表的新詩，尚有施文杞﹝彰化鹿港人，時就讀上海「南方大學」﹞的〈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中文﹞，此詩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台灣民報》第十二號，較諸追風〈詩的模仿〉發表時間早了四個月，因此「追風晚於施文杞，至為明顯」。張靜宜也注意到兩人寫作時間，追風〈詩的模仿〉寫於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施文杞〈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則寫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略晚於追風」。在「以發表時間為準來得公正客觀」、以及「以追風的日文詩為台灣新詩的起始，在語言使用上來看也有待商榷」的兩個理由下，張文認為應該以施文杞的〈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為台灣新詩濫觴較為妥當。

我相當肯定張靜宜這樣的查證精神，歷史真實來自文獻，文獻足徵，則真相自明。不過，歷史論述一如新史學大師懷特﹝Hayden White﹞所說，並無「單一」的正確的看法，因為「在選擇藉以整理過去、現在和未來世界的隱喻時，構成這些事實的本身，就是他必須解決的課題」；此外，另一位大師詹京斯﹝Keith Jenkins﹞在他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中更直言歷史是一種論述﹝discourse﹞，「歷史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這當中的差異在於：「過去」意指各處從前發生過的事，但歷史則是一種「史料編纂」﹝historiography﹞，過去已經逝去，只能藉由歷史學者通過史料喚回，但實際發生的事件絕不會重現，「歷史只是由史家所建構岀的可以自圓其說的論述」。因此，到底誰是台灣新詩第一位作者，其實恐怕很難只是根據單純的文獻史料一語「認定」。活躍在日治年代的文學史家黃得時所以只提到追風的〈詩的模仿〉，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施文杞〈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的存在﹝事實上黃得時長期擔任《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副刊主編﹞，而是他的歷史論述的選擇；最早整理日治年代台灣新詩史料與作品的羊子喬，也未嘗漠視施文杞的重要，他之強調追風〈詩的模仿〉為「新詩濫觴」，顯然也是「史料編纂」之後選擇的論述結果。若只以「發表」前後次序來論誰是第一位作者，似易流於武斷，因為歷史論述在文獻之外，還存在著認識論、方法論和意識形態等三個不同層面的課題。

其次，若單以誰最先「發表」來看，台灣新詩史上首次出現在媒體上的新詩，也不是追風或施文杞，而是胡適和各丁。《台灣民報》首見新詩作品，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第六號，轉載了胡適的詩〈相思〉與〈小詩〉。這是首見於台灣媒體﹝發表﹞的詩作，但因為是轉載，可以不論；被《台灣民報》首度標明為「新詩」加以發表的作品，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第八號〈莫愁〉，作者「各丁」，這首詩寫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上海「南方大學」，在創作時間上和發表時間都早於追風和施文杞。如果僅以發表序來論，則各丁的〈莫愁〉才是台灣新詩史的第一位作者、第一篇作品。但何以各丁從未被提及﹝包括張靜宜之文﹞？這就關係到歷史論述無法單純以「過去」直斷，而是經過文獻整理、論述再現的結果。

《台灣民報》的資料顯示，各丁本名劉國定，湖南人，與施文杞是同學﹝該報第二卷第一號刊施文杞〈勉謂國定〉詩序，同時刊有他的新詩〈不娶你〉，署名劉國定，下註「即各丁」﹞，發表〈莫愁〉一詩時的身分為「中華民國勵學會長、上海南方大學文科學員」﹝同期另刊有他的評論〈學者應具的眼光〉所署﹞。因此，各丁〈莫愁〉一詩未被計入台灣新詩發展的第一篇作品，應與他並非台灣籍作家有關，否則根據作品被媒體發表的時間，胡適更有資格列為「台灣新詩第一位作者」。這是我們論述詩史不能不斟酌、警覺之處。

施文杞是台灣留學上海的作家，除了詩之外，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他在《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二號還發表了小說〈台娘悲史〉，這是台灣新文學搖籃期的作品之一，略晚於追風被視為台灣新文學第一篇小說的〈彼女は何處へ？〉﹝〈她往何處去？〉，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台灣》第三年第五號開始連載四期﹞。無論小說或詩，在技巧上，追風都略勝施文杞，這也使得施文杞的文學史評價略遜。黃得時、羊子喬等史家論述時強調追風而忽略施文杞，或與此有關。

本文無意論定「誰是台灣新詩第一位作者」，因為從書寫的角度看，追風的寫作時間較早；從發表的角度看，施文杞則早於追風而晚於各丁；從文學史的既有論述看，文學史家較多推重追風在詩史上的影響性和意義──光是依據發表時間早晚推定誰是第一人，恐易流於歷史論述的武斷。張靜宜拋出的議題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多史料文獻的出土、更深刻的研究才能得到解答。由於對她敏學深思態度的肯定，謹以所知提供以上看法，既作張文之回應，也盼能提供讀者與學界參酌。

2004年詩人節寫於南松山•2004/06/30《聯合報》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