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見證25年台灣文壇變遷

作為一份紀錄台灣文壇訊息以及台灣文化場域動態的媒體，《文訊》一如其名，一直扮演著一如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acQuail﹞所稱的「意義的交換」者的角色，她通過文壇訊息的流通和文化場域的意見交換，提供給台灣文壇具有創造性、互動性以及開放性的空間；在這個開放的空間中，文壇訊息充分被分享、文化場域中的各種力量及其觀點被呈現，因而多樣並且真實地記錄了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和文化思潮起伏的圖像，提供給當代以及未來觀察台灣文壇動向和思潮消長的研究者豐富的史料與素材。光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983年創刊至今，仍然持續不斷的《文訊》就對台灣文壇具有據足輕重的影響。

但猶不止於此，25年來，《文訊》從威權年代到開放的年代，從國民黨黨營媒體到民間財團法人基金會的形態，從曾經具有執行政黨文化工作任務的刊物到褪盡政黨色彩成為服務文壇的公共媒體，在不斷地轉型、調適以及與文壇互動過程中，也見證了台灣文學與文化傳播的變遷。

《文訊》創辦於黨外運動勃興的年代，面對文學界與文化界新興的本土力量，由國民黨文工會主導創刊，乃是當時台灣文壇的主流媒體，是台灣文學與文化場域的核心力量，其所傳遞的文學與文化議題，自然也就宣示並且呈現執政黨的文化政策和文化領導權，相對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軍方的打壓、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雜誌的風起雲湧，《文訊》的創辦，意味著國民黨文化工作路線的微調，從威嚇路線微調到說服路線，試圖經由《文訊》向文化場域中的反對力量進行軟性說服，並期待收編當時已經逐漸傾向本土力量的文學與文化工作者，緩和他們的反對聲音，強化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文化論述及其正當性。此由創開初期日治年代作家或上封面、或作報導可以略窺。如創刊號以王詩琅與蘇雪林並置、第9期以楊熾昌、第13期以黃得時為封面人物等均是。通過對日治年代台灣文學家的專訪、推介，連結鄉土文學意符，藉以擴大當時國民黨文化論述的內涵，並抵銷黨外台灣論述的力量。

迄1984年11月李瑞騰以學者身分進入《文訊》，擔任總編輯之後，文工會逐漸淡出《文訊》的內容與議題主導，《文訊》的文化工作氣息也因此逐漸轉淡，進入一個以李瑞騰學術背景和文學趣味為主的編輯方向，至1992年10月任編輯總監，改由封德屏擔任總編輯止，在大約8年的編輯過程中，李瑞騰關注的議題很顯然地朝向整合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連結台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以及文學傳播學的建立著手，他策劃「古典文學現代化」座談、「香港文學專輯」、「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當代文學問題研討會」、「抗戰文學研討會」、「當前大陸文學研討會」以及「報紙副刊特輯」等專題性的報導、論述，使得《文訊》由負載國民黨文工任務的媒體轉型而為一份提供198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文學與文化領域從學術角度思考文學走向的刊物。在這長達8年的編輯過程中，「專題化」形成《文訊》的特色，部分專題，如「報紙副刊特輯」甚至連登兩期﹝21、22期﹞，總計多達200餘頁篇幅，對於台灣文學傳播的學術化貢獻甚大。事實上，從1980年代中期之後，《文訊》面對的是整個文壇大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劇烈變遷──過去由國民黨主導、掌控的一黨獨大勢力，已經面對嚴酷考驗，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解除報禁之後，大眾媒體也不再受到國民黨的有效控制。李瑞騰再這樣的階段中主掌《文訊》編務，而《文訊》也仍屬文工會出資的黨中央媒體，其間歷經1989年2月從雙月刊改為月刊的榮局、1992年6月傳聞文工會有意停刊的變化，終於都能安然渡過，實則也說明了《文訊》的轉型，在李瑞騰主編階段已經順利完成。這個階段的《文訊》，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定了她作為文壇資訊提供者、議題設定者以及文學資訊學術化的定位，打下了一個儘管黨辦而不為黨的任務所驅使的公共論域基礎，因而贏得台灣文壇的信任。

1992年由封德屏擔任總編輯之後，16年來《文訊》先後又出現2次變化。首先是1997年7月，改為國民黨辦《中央月刊》的別冊形態發行，至次年8月始恢復獨立發行；其次，是2003年1月國民黨宣布不繼續補助《文訊》，改由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與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組成捐助單位為《文訊》籌募基金，而於同年7月《文訊》20週年慶時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並接手出刊迄今。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了《文訊》從黨辦到民辦的波折過程，國民黨的放棄《文訊》，象徵黨辦媒體時代的全面褪去，威權政黨年代的不再；也象徵文學藝術、文化論述的去政治化年代的來臨。這對《文訊》而言，並非壞事。從另一個層次來看，從1990年代開始台灣從政治到文化領域都已經開始朝向自由開放與去中心化的路徑發展，而主要又資本主義經濟與大眾市場決定了媒體的生存與發展，以提供文學資訊服務為主的《文訊》是否因此而遭到淘汰，則是一個隱憂。

封德屏擔任總編的這16年間，《文訊》的公共論域化相當鮮明，公共論域，意味著《文訊》作為台灣文壇的唯一一的訊息提供與服務領域，不為政黨、文學流派或單一的意識形態機器所掌控。這是《文訊》從李瑞騰主編時就開始成形的模式，在封德屏主編後更加確定。具體的事例如，從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到「區域文學會議」的舉辦、從「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的舉辦到《台灣現代詩史論》的出版、從「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的舉辦到《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從1997年策劃編纂的《1996台灣文學年鑑》，﹝至1999﹞、《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青年文學會議》、「台灣文學雜誌展」、「作家年輕照片展」……等，都為台灣文學的研究、推廣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這些均屬《文訊》常態內容編輯之外的業務，也與《文訊》的編輯宗旨符合，但必須投注更多心神與人力物力，更顯難得。而就此一階段《文訊》與台灣文壇的關係而言，厥在資訊的整合與服務。

二、作為台灣文壇的公共論域

在政治學上，民意﹝public opinion﹞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政治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將民意界定為「人們腦海中的圖像，人們對於他人與一己的需求、目的或關係所勾勒的圖像，就是民意」。事實上，民意不僅表達在政治領域，舉凡人類生活諸領域都有民意，也就是「公共意見」的存在，文壇作為文學界的領域，然也存在著一定的公共意見，這個公共意見的表達，和政壇不同的是，比較常見於媒體，而非議事堂，常見於文學刊物，而非政見會或選舉場子。25年來，《文訊》主要的表現正在於她提供論壇，容得台灣文壇的各個力量、意見領袖和個別作家發聲，闡述各自不同的文學觀，並表現各文學流派或主張的差異。在這個層次上，《文訊》也和文壇已有的以創作為主的文學刊物不同，台灣文壇上多數的文學刊物多具一定的文學主張，並因而形成特色，帶動文學思潮或創作方向；《文訊》則是反映並表現諸多文學主張、文學觀與文壇勢力的鏡子，她匯聚台灣文壇的多樣公共意見，表現不同主張和不同派別作家的資訊，連同他們的生活樣貌、著述與活動。這對同樣也有藍綠之分和認同分歧的台灣文壇來說，堪稱為異數，卻是相當彌足珍貴之處。

因此，我們不妨從作為文壇公共論域的角度上來探看《文訊》扮演的角色。借用另一位政治學者韓念西﹝Bernard C. Hennessy﹞對公共意見的定義來說：「共共意見乃是由顯著的一群人，針對重要性議題表達的好惡見解」，根據他的說法，我們可以分析出公眾意見具有五個特色：一是「議題的呈現」、二是「公眾的性質」、三是「公眾好惡的綜合」、四是「輿論的表達」、五是「參與人數的數量」。就此而言，《文訊》全都具備，而特別彰顯在以下三個表現上：首先、《文訊》在報導與評論台灣文壇相關公共事務的過程中，既傳播文學領域的知識，也提供全方位的資訊服務文壇；其次，《文訊》除了每月提供出版訊息、作家生活動態之外，同時也常以專題策劃的方式，選擇文壇議題，加以強化，燭照當時的文壇，引領討論和思考；最後，通過《文訊》的報導、評論以及專輯的議題取向，也促使文壇的公共意見有所反應、對話與整合，成為讀者或研究者了解台灣文壇圖像與走向的重要參考，進而留存台灣文學發展跡痕與思潮脈絡。《文訊》對於台灣文壇具有的意義在此，重要也在此。

以下，且就這三個表現逐一檢視。

一、文壇資訊的服務：25年來，《文訊》最持之以恆也最長久、最細碎也最可貴的貢獻之一，就在於她提供周全的文壇訊息、文人動態和出版消息。文訊從創刊號至今從未間斷每月新書專欄，這個專欄雖然先後有不同的執筆者，但撰寫體例如一，除前言括約當月份重要出版特色之外，就是以書目和提要逐條記載，因此提供給我們相當專業的、並且相當方便的檢索查核、購買閱讀之需。同時，從史料角度看，累積25年下來，台灣文學出版史料就盡入眼中。此外，《文訊》書評也有其資訊服務的作用。這些書評，因為年代差異，早期以「書評書介」、「每月一書」為名，後期則以「書評書介」為專欄，無論如何，也是每期都可看到，好的書評不只提供重要文學著作的概略，也可顯映文學觀、當代文學思潮、文學品味，對讀書界、對文壇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資訊服務。與此類似的是，「藝文月報」，這是從1989年2月﹝第40期﹞開始的專欄，迄1994年8月止，計出60期，報導資訊含括台灣、大陸、港澳及新書出版，這個資訊服務使《文訊》更加名副其實，其後因經費無著，改為「文學月報」、「文學采風」，近年則以「藝文史記」為輯名，含括「資深人文出版社系列」、「各地藝文採風」、「全球華文文學通訊」……等專欄，全面而周詳地紀錄了台灣以及與台灣相關的文壇資訊。

二、文壇議題的呈現：《文訊》作為台灣文壇的公共論域，在議題設定的能力上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媒體最強而有力者，這表現在議題的選擇和反映文學潮流的即時性上。而其中又以研討會的召開、專輯的企劃最能引發公共論域的對話。舉其著者，1984年6月，《文訊》首辦「現代詩學研討會」，首開文學雜誌以學術研討會形式探討文壇議題的風氣，其後《文訊》陸續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當前大陸文學研討會」、「近代學人風範研討會」，「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現代詩史研討會」、「華文文學會議：台北與世界的對話研討會」等；自1997年起更年年舉辦「青年文學會議」，都以結合學術論述的方式深化文壇公共議題，對於文學研究方向也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但如果就雜誌本身的議題設定來看，文訊製作的專輯與特輯更明顯發揮議題設定的功能，《文訊》對於當代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的觀察深刻入微，議題設定因此也能扣準焦點，其中在世紀之交出版的《文訊》對於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回顧與反思，自166期到170期連續5期，依新詩、散文、小說、戲劇、文學批評等5類推出專文，並附文類大事年表；其後又於228-230期製作「台灣文學新世紀」專輯，挑出2000年迄2004年5年5類作品進行斷代史論，選出「新世紀文學好書60本」。這兩個專輯都有議題設定的功能，引發台灣文壇關注，也引導文壇省視文學風潮的流動。類似的專題尚有「報紙副刊」特輯、「文學雜誌」特輯、「台灣文學雜誌專號」、「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女性與台灣文藝的發展」、「擺脫邊緣，超越科際：博碩士生的台灣文學研究」……等等，這些特輯、專題乃至專號的策劃，都必須廣邀不同流派、領域、學們的專家、學者進行論述對話，面向也須求取周延，因而可以從縱深和橫切探究議題，這樣的編輯策略和議題取向，使得《文訊》因而特具參考和保存價值。

三、文壇脈絡的勾沉：編輯策略的議題取，其實也反映了媒體面對公共領域的言論取向，即其文學史觀和位置。在這個部分，《文訊》依其主編的不同，約略也可看出其勾沉台灣文壇脈絡的不同：早期由文工會主控的階段，以元老世代作家的報導為主要議題，且著重具有抗戰經驗的外省作家和具有日治經驗的本省作家為重心，試圖鞏固黨外年代國民黨的文化領導權，因此封面人物的選擇、專輯議題的設定多半圍繞其上，如第7、8合刊號推出「抗戰文學口述歷史」、第9期推出「文學的再出發：民國三八年至四九年的文學回顧」，以及第13期推出「六十年代文學專號」等，多有整建符合黨國文學論述、收攏台灣日治文學遺產的企圖，儘管如此，於今回過頭去看，也足可鑑照鄉土文學論戰後國民黨文化政策的柔性路線。到了李瑞騰主編時期，則可以看到編輯眼光愈發探向當代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分析及其學術化的傾向，除了副刊專輯的推出之外，這個階段中，1987年12月開始，《文訊》編輯部舉辦了五場「當代文學問題研討會」，其後分別又舉辦「當前文化變遷的省思座談」、「文化部與國家文化建設座談」、「國家文藝獎得主談當前的文藝問題座談」、「現代文學資料館紙上公聽會」……等，都可看出《文訊》開始嘗試脫出國民黨的文化工作思維，朝向一個立基於台灣文學在地化、公共化的論域發展；而從封德屏接任總編至今，《文訊》則與解嚴後的台灣文化多樣化同時俱進，從區域文學到華人文學，從文學學術化到文學的大眾化等諸多議題，無不觸及，這當然和她主編期間長達16年有關，一方面也和解嚴後台灣文化環境的趨於多樣有關。


三、堅持為台灣文壇發聲

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要在這篇短文中盡數《文訊》刊行25年來的種種貢獻，顯然不容易。25年來，《文訊》由國民黨文工會黨辦刊物蛻變而為如今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民辦的文學刊物，而台灣也已經由威權統治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進入民主多元的年代，《文訊》紀錄了25年來在不同政治結構下的台灣文壇圖像，也保存了珍貴的25年台灣文化與文學變遷的多樣神采。潮流湧動、脈絡分明，通過《文訊》，台灣文壇的公共論域逐步形成，這個曾經是1980年代黨外和本土文壇人士避之唯恐不及的媒體，如今已為台灣文壇和學界所珍惜，也成為全球研究台灣文學、文化的學者不可忽視的重要刊物，打開《文訊》，猶如打開台灣文壇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25年的台灣文壇生態清晰浮現。這不能不說是台灣文壇的奇蹟，也是台灣文壇的福氣。

本文從文學傳播史的視角切入，剖析《文訊》對當代台灣文壇所做的貢獻，並試著釐清《文訊》在台灣文學傳播史上扮演的角色及其存在的意義。從一份黨國意識形態機器的媒體到今天的民辦刊物，《文訊》以其作為文壇公共論域的努力，在極其精簡的人力條件下，奮鬥25年、服務25年、實踐25年，而終於贏得台灣文壇的敬意與掌聲，這就真正彰顯了媒體不為政治或特定力量左右的可貴精神。期望《文訊》堅持這樣的公共論域特質，繼續為台灣文壇發聲，在未來的25年，甚至更長久的歲月中繼續向前奔馳，為台灣文學傳播戮力以赴，做出更大的貢獻。

﹝《文訊》，273期，2008年7月1日，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