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文學書籍新或舊

文學書籍的新與舊是個相當弔詭的問題：從表面和形式上看，只有作者剛完成不久、經由印刷與發行過程出版的書才叫新書，凡是出版時間超過一定的時程﹝最長不超過一年﹞，已不具市場新鮮價值者則被視為「舊書」。但在實際的文學場域中，有些書雖然才剛由出版社出版，卻與舊書無異，不具市場新鮮價值，不為讀者或市場所垂青；有些書則出版年代久遠，卻因為不斷再版、重刷而被視為長新的書。文學書籍的新與舊，因此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有些書，如《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水滸傳》、《紅樓夢》……，無疑都是出版年代久遠的舊書，但在不同年代中，卻因新生的出版者使用新的出版形式加以複製、重版、因為不同世代的新生讀者使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和詮釋觀點與之對話，而雖舊彌新；至於雖新時舊的書，甫出版就進入倉庫的書，多半與內容、形式的陳腐有關，少數則與超越出版年代的讀者品味和市場風潮，需俟後代知音有關。

論書的新與舊，尤其文學書籍，因此不能用經濟市場的法則來評定，僅管習慣上首版首刷的書才叫「新書」，但在文學場域中，那些有辦法在首版首刷之後繼續再版重刷，甚至跨越不同年代與空間、獲得不同世代讀者持續閱讀的舊書，才更具嶄新的價值。短暫時間內的新，往往與永遠的舊無異；有些可能並未在出版之際受到重視，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記起、被出版、被討論的舊書，其命維新。

在戰後台灣文學出版史上，有哪些書出版之後至今垂有一段時間﹝至少三十年﹞，即時曾經一時蒙塵，卻在三十年間或三十年後重新被記起、被出版、被討論？這是一個有趣的文學傳播議題。三十年，說長不長，比起百年以上的文學經典，一部作品三十年後能被記得，其實算不得甚麼；但三十年說短也不短，因為這意味著一個新的世代的出現、新的出版遊戲規則的翻轉，一本書能讓兩個不同世代的讀者閱讀到，能通過新的出版遊戲規則的檢驗，顯然已經獲得跨世代的肯定，擁有繼續邁向經典的可能，其成因為何？其再版重印的意義何在？就是值得分析的課題。

根據《文訊》整理的三十本曾經絕版而後重版的書單來看，舊書再版重印現象的原因頗為複雜，可能不是這篇小論能完全涵蓋；何況戰後台灣文學舊書重版的書單不只此數，隨手根據記憶舉例，像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商禽的《夢或者黎明》，瘂弦的《深淵》，鄭愁予的《鄭愁予詩選》，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王文興的《家變》，白先勇的《台北人》，周夢蝶的《還魂草》，施明正的《島上愛與死》……，等不勝枚舉，皆為名著，部分且已被視為「經典」，除了重版之外，還伴隨著更多學術論述的研究與讀者評者的重新詮釋。因此本文將不受書單侷限，專從文學傳播／社會學角度提出個人蒭見，提供讀者參考。

二、 場域：他律與自主

討論文學出版現象，屬於文學傳播研究領域，也與文學社會學有關。一本舊書的重版，基本上是文學傳播功能的再現與強化，但同時也隱含著文學社會空間的擴增。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champs﹞理論來解釋，其中有著力場﹝a field of forces﹞的存在，也就是權力的分配場域。文學場域一如社會中的諸種場域，共同構成了社會空間，它們一如市場，隨時依據不同的特殊利益進行交易活動，以及多重的特殊資本﹝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等﹞競爭，因此文學場域也存在著資本的累積和獨占，藉以維護或提升參與者在此一場域中的地位；同時也因為這樣，場域也具有鬥爭與遊戲的特質，文學場域中的參與者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是要維持既有利益，有的則試圖顛覆現狀，但勝負關鍵則決定於這些參與者在地位結構空間佔有的位置。

文學出版源於它更具市場特質，出版者出版一本書，不能不先計量出版成本與市場競爭力，因此一本書的文學價值如何，往往後於市場思考。換句話說，一本文學書籍的出版，最先被出版者考量的就是這本書在文學場域中的權力位置﹝影響力﹞如何而定。在我看來，這些權力位置不外以下四種狀況：一、在市場上是否會暢銷﹝叫座﹞；二、在商譽上是否可帶來附加價值﹝叫好﹞；三、在文學傳播過程是否有助於利益交換﹝關係﹞；四、在文學場域中是否有助於情感或權力的潤滑﹝人情﹞──而無論出版者對這四種考量的優先順序如何，一個作家以及他的作品的出版，也就關係到他在文學場域中佔有何種位置而定。

更深一層看，在這樣的過程中，還存有著布爾迪厄所稱「他律性原則」﹝The heteronomous principle﹞和「自主性原則」﹝The autonomous principle﹞的交互影響。「他律性原則」，指的是文學場域易受權力場域和經濟場域法則的支配，文學書籍的成功與否往往以暢銷與否為衡量指標；「自主性原則」指的是文學場域自有一套市場法則，可以文學的特殊意義﹝如聲望、美學價值﹞來權衡文學作品的成功與否。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狀況，有起有伏，七八○年代到達最高峰時，五小﹝爾雅、洪範、九歌、大地、純文學﹞曾經以出版純文學書籍佔有廣大市場，是自主性原則發揮到巔峰的例子；近十多年來，五小凋零，文學傳播式微，出版與閱讀市場逐漸為大眾化書籍所取代，則是他律性原則增強的結果。

在如此的文學場域中，文學書籍新作的出版已經更形不易，舊著重版更是談何簡單？《文訊》整理的三十本書﹝以下簡稱《文訊》書單﹞以及其他口碑甚著的重版書籍，是在鋪滿時光塵灰和時代風漬的眾多書籍中被揀選出來，這些新出的舊書在文學傳播乏力的年代脫穎而出的原因何在？值得我們接下來進行細部分析。

三、 現象：經典再塑vs.舊情緬懷

以《文訊》書單為例。這三十本書中，初、重版間隔五十年以上者一本，為吳漫沙的《韭菜花》，此書初版於1939年﹝台灣新民報社﹞，重版於1998年﹝前衛﹞；次為潘人木的《蓮漪表妹》，1952年文藝出版社初版，1985年純文學重版2001年爾雅三版，前後近半世紀；其他前後歷時四十年以上者依序為姜貴的《旋風》﹝1957年著者自印，原名《金檮杌傳》，1959年明華書局重版，新版為1999年九歌版﹞、王藍的《藍與黑》﹝1958年紅藍初版，1977年純文學重版1998年九歌新版﹞、郭良蕙的《心鎖》﹝1962年初版，1963年遭禁，2002年九歌重版﹞。歷時三十年以上者依序有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1963年大業書店初版，2000年麥田重版﹞、艾雯的《青春篇》﹝1951年啟文出版社初版，1978年水芙蓉重版，1987年爾雅新版﹞、余光中《逍遙遊》﹝1965年文星書店初版，2000年九歌重版﹞、林懷民《蟬》﹝1969年仙人掌初版，1973年大地重版，2002年印刻新版﹞、趙滋蕃《半上流社會》﹝1969年亞洲出版社出版，1978年大漢重版，2002年瀛舟新版﹞、羅蘭《飄雪的春天》﹝1970年羅蘭書屋初版，2000年天下遠見重版﹞等，而華嚴《智慧的燈》﹝1961年文星初版，1969年皇冠重版，1990年躍昇新版﹞也近三十年。

以三十年為一個界線，觀察這些重版出土的舊書，基本上都具備幾個共同的特色：首先，是舊書重版作者多是名家，他們曾經引領一時風騷，部分迄今還是文壇或文化界響亮明星，換句話說，他們曾經或迄今仍在文學場域中佔有一定的空間或位置；其次，重版的舊書，多為文學史或出版史上較受矚目或廣為人知的著作，這些著作或是文學史推重者﹝如姜貴《旋風》﹞、或是出版史上頗獲讀者垂青者﹝如王藍《藍與黑》﹞、或曾因政治力介入而遭查禁﹝如郭良蕙《心鎖》﹞……，總之這些舊書之新出與其在文學場域中的影響力也成正比；第三，觀察這些舊著新出的出版單位，則多屬當前較專業的文學出版社，他們本身就是文學場域中重要的傳媒，主事者多為文學人或對文學具有相當程度的喜愛，且出版社本身具備受到文學社群肯定的高度商譽，這些舊著的重版，無論是基於累積商譽、強化利益交換或潤滑文壇權力的考量，都有助於持續或建立傳媒在文學出版市場中的結構空間位置。三十功名塵與土，這些文學書籍能抖落塵灰，破土而出，理由在此。

進一步細部分析，這些舊著新印還關係到文學場域的力場互動，多部舊著都屬五○年代反共文學經典或當時頗受矚目的暢銷小說，一方面這固然和舊著必然反映它背後的時空有關，一方面則與文學場域和社會空間的權力分配有關。姜貴的《旋風》、郭良蕙的《心鎖》以及書單中王拓的《金水嬸》﹝還有不在書單中的施明正的《島上愛與死》……等﹞的重版，象徵著政治權力對文學場域作用力的解構，以及文學場域自主性原則的抬頭，曾經在初版之際受到政治權力抑壓、排擠於出版市場或文學場域之外的舊著，重獲肯定，重被評價，由邊陲位置進入場域之內或甚至中心位置，這就具有經典再塑的功能與意義。

其次，反映在書單上的另一種權力分配，則與作者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力有關，如余光中的《逍遙遊》為六○年代文星時期的名著，卅五年後重版，象徵余光中在文學場域中的影響力未輟；林懷民年輕時揚名文壇的《蟬》，卅三年後再出新版，雖然林懷民早已脫文就舞，但在文化界則具舉足力道，也顯示他對文學閱讀場域仍具不可輕忽的影響力；不在《文訊》書單中的此類作家，尚有瘂弦、林海音等皆屬之。這類作家，兼有文學場域主流特質，或為文壇掌門人、或為副刊掌門人、或為文化界領袖，他們的舊著重印，除了作品早獲肯定的原因之外，尚有標示文學場域權力的象徵意涵，其中兼寓經典再塑和舊情緬懷的雙重功能。

此外，則是文學場域除了權力空間的遊戲之外，也具有文化研究大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lling﹞的共鳴，在威廉斯的觀點中，社會中的每個要素共同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結構﹞，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其對於生活品質的感覺：「特定的行動，組合成的特定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也是整體組織所有要素共同生活出來的結果」。文學領域作為社會的力場之一，其感覺結構的特質更是明顯。《文訊》書單中不乏能夠引發此一感覺結構共鳴的舊著，如吳漫沙《韭菜花》、王藍《藍與黑》、楊念慈《黑牛與白蛇》、艾雯《青春篇》、羅蘭《飄雪的春天》、華嚴《智慧的燈》等都是。這些著作也許在文學史中尚未被經典化，卻是文學場域或出版市場中受到懷念的著作，能夠表現或者涵蓋社會整體的感覺，用白話說，其中別具舊情緬懷的意蘊，而能供後來者藉以理解一個年代或過往社會的感覺結構之用。

四、 結語：書的死亡和復甦

大眾傳播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具有共同性﹝commonness﹞，指的是訊息從來源送到受播者的過程中，無論其語言、思想、文化特質乃至行為、認知都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否則，就無以傳播。文學傳播亦然。文學書籍的出版、再版或沉寂多年後重獲重視而出土，當然與其出版年代的社會共同性疊合成度如何有關。英國文學家勞倫斯﹝D. H. Lawrence﹞曾說，「我們判斷一件藝術品，依據的是它對我們真實生動的情感所產生的影響，除此無它。」這是因為文學閱讀和藝術欣賞一樣，都依靠真實情感的召喚與感動，而文學作品傳達的共同性高低，就決定了它的生命。

文學書籍的重版新出，從傳播共同性的角度來說，也表示著文學書籍與社會在語言、思想及文化特質上的聚焦，一本書籍的「死亡」，多半是因為它與社會共同性的距離太過遙遠，或者甚至缺乏共同性，因此蒙塵而被社會遺忘乃至不再被提及，最後從文學場域消失；但是，部分文學書籍，它們也可能以缺乏和當代社會的共同性而遭到漠視，王文興的《家變》就是個例子，該書出版於1973年，在當時的時空條件與社會環境下，曾因作者自塑的語言與社會習慣的語言缺乏共同性而不受歡迎，其後社會變遷的結果調整了整個對語言的接受度，《家變》的藝術性重獲重視，這就是一種出土復甦。我認為文學舊書再版重印的現象，一言以敝之，也可用「出土復甦」來解釋。無論文學書籍的重版是來自文學場域典範的再塑，或是源於舊情的緬懷，意味的都是這些書籍與當代社會共同性的更趨疊合，與整個社會感覺結構的更加靠近，因此受到當代的重視，從而在塵灰中被再一次擦拭而出土，在瀕死之際獲得復甦。文學舊書再版重印，猶如火中鳳凰，象徵文本的出土，也象徵文學場域的復甦。

因此，文學或文本的死亡不必然就是全然的死滅，蒙塵的舊著也有重新出土的可能，在一個更容易了解它、接納它的時空與社會，舊著的復甦，為文學不死下了最明確的箋註，也為文學場域的自主性做了最堅定的宣示，即使這些新出的舊著依然必須接受新的年代、新的社會空間、新的文學場域的檢驗、篩選和淘汰而可能又歸於死寂。

2004/02/06南松山，2004/03/01《文訊雜誌》221期，頁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