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華文文學」「前景」？
：對高行健來台首場演講的回應
向陽
諾貝爾文學獎新科得主高行健昨天在台北展開第一場演講，主辦單位給了他一個大題目「華文文學的前景」，可以看得出來，這對主張不要有太大使命感、不必承載太多包袱、應該丟掉各種主義的高行健來說，也真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包袱沉重，使得高行健的第一場演講無法盡興暢談，把「華文文學的前景」期諸一個以創作──盡興創作的作家，可能是一種典型中國文化的表徵與具現。華文文學是否會有前景？前景何在？華文文學能否在「世界」文壇中大放異彩，其實不是作家需要回答的問題，也不是作家需要關心的課題。高行健一開場就說，「這是理論家的題目」，「要做這樣的預言很困難」，善哉斯言。
作家榮耀他的國家
非國家決定他文本的成就
不過，高行健畢竟還是努力給這個大題目一些回應。在他的回應中，與其說他談的是「華文文學的前景」，不如說他是在談他的文學書寫、他的寫作態度，與他信仰的屬於個體自由而非集體認同的「一個人的聖經」：告別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告別現代性、告別尼采的「超人」哲學乃至於各式各樣的主義，回到個人、回到人性，真誠面對人的價值與人性的弱點，率性寫出「一個人的文學」。
這是高行健來台第一場演講的核心，貫穿全場的意旨也是如此。因此，表面上他談的是整個華文文學的前景，實質上談的是一個獨立的作家的創作前景；嘴裡他說的是一個集體的、民族的「華文文學」，心裡他信的是一個個體的、自主的文學──不要被民族性與集體性所迷惑、羈絆、禁錮，只有回到個人的文學，文學才有前景，創作才有天地。
身為寫作上的後學，對於高行健的這個看法，我相當能夠認同。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給獎單位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所說：「諾貝爾獎不問給哪個國家的作家，而是問哪個作家寫了好作品」，文學創作是在作家孤獨的心靈中產生，不是在國家或民族的懷抱中產生。固然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會因為出現了偉大作家而受到矚目，但，是作家及其文本榮耀了他的國家、民族，而非倒過來讓國家或民族決定一個作家及其文本的成就。這恐怕才是文學藝術能超脫政治領域之外，跨越國界、種族、信仰、膚色和語言隔閡的主因。高行健的談話，與他得獎的作品《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反覆表述的、深刻闡述的，基本上都在這個基調上作出真誠與不說謊的表白。
不過，由於高行健畢竟也針對「華文文學前景」提供了他的省思和觀察，多少觸及「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因而提供了台灣文壇與他對話的一些空間，我願就他的論點提出一些回應，就教於高行健與文壇。
首先，高行健對於主要是中國文學的「華文文學」歷史發展，提出了值得我們省思的課題。他以華文文學「主要是一個文學與革命的歷史」來總結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的主調，強調二十世紀的華文文學都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革命意識，並與政治革命連帶在一起，「這個特點，幾乎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但是也因為如此，「可看的恰恰不是那麼革命的文學與作家」、「恰恰是與革命沒有什麼聯繫的作家」。所以，他認為，文學告別革命、告別（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則、告別所有意識形態，才可能產生新的開始。這個談話，用中國當局的標準看相當反動，也是對中國在過去的世紀中意圖以毛澤東延安文藝會談的「政策」統帥文學的總體批判。我深深認同他的看法。
現代性在華文文學發展
中國和台灣文學有歧出
其次，高行健談到「現代性」的問題，認為現代性（西方的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並未在「華文文學」中有所發展，這是一個有趣的說法，可以討論。如果從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脈絡去看，在中國，文學革命初期幾乎就是以西方文學為表率，學習西方新文學創作模式，直到三○年代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西方「主義」的模仿都還與左翼的寫實主義文學分庭亢禮，互爭千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才因為政治抑壓和文革鬥爭銷聲，而於文革後重又與西方接枝。因此「現代性」在中國有斷裂現象，倒不必然完全沒有發展。即使以高行健的作品言，他的作品就弔詭地充滿著「現代性」。而台灣與中國的新文學發展基本上是兩條路徑的發展，百年來的台灣新文學，由於特殊的殖民統治因素，與值中國新文學的接軌不大，與以歐美為主的現代文學的流通性強，因此從日治時期開始，國際左翼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對話就已經開始，中間雖然歷經日本皇民化運動、國民黨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干擾，受到政治迫害與打壓的文學反而是現實主義的、革命性的，與具有民族性的作品，而得以順利發展的則是脫政治、去政治的現代性文學。這是中國文學發展與台灣文學發展最大的歧出，或許無法一概而論。
我當然理解，高行健強調超越「現代性」的意涵，不在於現代性本身，而在於「現代性」已經成為一個所謂的「原則」的嚴重弊端，為現代而現代，為後現代而後現代，的確是當代文學書寫的弊病之一，導致作家不能面對文學真實、社會真實與個人心靈真實，寫出真正的人的文學，結果成為僵斃的、空洞的文學；另一個弊端，則是高行健也提到的現代性「商品化」的問題。這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籠罩下世界文學共同面臨的嚴酷考驗。在文化工業不斷複製、拷貝並且產銷文化產品以追求資本利潤之下，個人的、真誠的、嚴肅的文學同樣會遭到「現代性」這個被文化工業巧妙包裝的符號所淹滅。這是值得文學書寫者思考，也值得文學閱讀者檢視的課題。
第三，高行健提到「民族性」與集體認同，恐怕也是一個難以釐清的議題，畢竟整個世界還存在著國家的界域，種族、語言和文化的鴻溝，在「全球化」仍未完成之前，「民族性」是邊緣、弱小或落後國家僅存的自衛的工具。民族性從反面來看可能是地區的、排外的、狹隘的；從正面看，它則是這個人類世界還能擁有多樣性、多元性的豐饒景觀的原因和動力。如果一個國家、民族、種族輕易放棄「民族性」，在目前以西方文化霸權為主流的國際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勢必加速萎縮乃至滅絕。文學的可貴，既如高行健所說，在於人的自由，所以必須放棄主義、政治原則，才能獲得自由，但此一自由應該也是個體的獨立、歧出，以保護個體免於被集體所強暴；同理，個別的國家、民族與種族的「民族性」也應該獲得自由伸展的空間，能夠獨立、歧出於整個以西方文化霸權為標準的「全球化」風潮（或「原則」、「主義」）之外。否則，何需談論其實具有相當強烈民族和種族主義內涵的「華文」文學？何需於世界文學之外別以華文書寫？
世界性會不會也是陷阱
使大多數個體的文學陷於消亡
我相信高行健了解這個由個體自由伸展出來的弔詭性的質疑。如他所說，「民族性恰恰是一個陷阱，恰恰是一個政治的陷阱」，會使得文學陷於消亡；反過來說，世界性、國際性會不會也是一個陷阱、一個政治的陷阱，會使絕大多數的個體的、種族的、民族的文學陷於消亡，而獨厚於少數的「國際性」、「全球性」建構者的文化霸權國家或民族？這大概也是值得「華文」作家思考的課題吧。
總體上，我相當認同高行健的文學省思與觀點，部分來自於他拋掉主義、拋掉意識形態（不過，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堅持個人書寫自由的論點，但更多的則來自他勇敢的反抗集體的壓力、政治的宰制，用真實的自我寫自己想說的、想要的天堂。他以自己的作品面對自己的人生，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作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包括在這場以「華文文學的展望」為題的演講中坦率直陳，「華文文學的前景是什麼？我沒有答案。」
2001/2/4自由時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0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