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和台灣

〈台北──斯德哥爾摩連線〉

文學、翻譯和台灣

詩人向陽VS.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Goran Malmqvist﹞

向陽

向陽：馬院士，您好，我們都知道，您是瑞典學院的院士，而且是國際聞名的漢學家，多年來您擔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工作，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嚴謹給獎過程相當了解。可否請您在不違反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準則的範圍內，告訴台灣廣大的文學愛好者，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位作家之前，整個評審作業的過程如何。比如，具體地說，一九六八年，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以《雪國》、《千羽鶴》、《古都》榮獲諾貝爾獎。您曾跟我提過，瑞典學院頒獎給川端之前，有一段繁複而嚴謹的過程，可否請您詳細說明？

關於川端康成的得獎，的確為諾貝爾文學獎給獎的嚴謹和費時提供了最好的說明



	向陽與馬悅然合影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下褟旅館內。

馬悅然：關於川端康成的得獎，的確為諾貝爾文學獎給獎的嚴謹和費時提供了最好的說明。由於川端得獎的過程已經公開，因此我可以加以敘述。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一年，瑞典學院就已委託院外一位深諳川端文學的瑞典作家與評論家進行初步調查，這位卓越的作家對日本文學有著極深的造詣，並且精通日文。他根據川端康成被翻譯成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作品，向瑞典學院表示高度的讚賞。而這樣的評價也獲得另外三位這個領域中傑出的專家的支持，他們在接受學院的請託提出對當代日本文學的報告中，肯定了川端的文學成就。這三位專家分別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希貝特教授﹝Howard S. Hibbett﹞、哥倫比亞大學的唐納金教授﹝ Donald Keene﹞和日本學者伊藤整。希貝特教授的報告，把重心放在谷崎潤一郎﹝一九五八年首次由賽珍珠Pearl Buck所推薦的日本作家﹞和川端康成兩人之上，認為他們是世界級的作家；唐納金教授推薦川端和三島由紀夫，而偏愛於兩人中年紀較長的川端；伊藤整的結論則是，在谷崎於一九六五年過世後，夠資格拿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就只有川端康成了。

接下來，瑞典學院開始評估種類繁多而又互有差異的，川端康成作品的歐文譯本的品質。根據這些資料，以及院士各自對川端作品譯本的審閱，瑞典學院才做出了第二次超越歐洲視野的給獎決定﹝第一次頒獎給非歐洲語文的作家是一九一三年得獎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泰戈爾並非以印度作家，而是以英國的皇家文學協會成員身分獲得提名，而且學院最後的決審乃是根據泰戈爾自已的英文版本《吉壇迦利》﹝Gitanjali﹞，原作是孟加拉文。雖然瑞典學院有位院士學過孟加拉文，但沒有跡象顯示他曾經評價原作的優點。當年諾貝爾獎頒給泰戈爾的得獎評定書是這樣說的：由於他深沉敏感的、清新的、美麗的詩篇，透過高超的技巧，他用自己的英文把他的詩想造成西方文學組成的一個部分。

向陽：從川端康成得獎的這個過程看來，有評論者認為，川端作為以東方語文寫作的作家而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在於他表現了東方世界﹝或日本﹞的特色，這是一向以西方國家語文為重的諾貝爾獎為了彌補不足的一個結果；也有研究者，如日本的文學評論家武田勝彥，認為川端的得獎，是因為他的作品表現除了東方世界的傳統價值、直觀、非邏輯性以及孤絕的特色之外，還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質﹝而且與歐洲各國近似﹞。這兩種說法，您的看法如何？諾貝爾獎對於東方世界的文學抱持著怎樣的態度？

馬悅然：川端文學的特質是在他偉大的敏感性，以及強烈地表現在他所有作品中的、深植於傳統日本文化的唯美主義。我相當驚訝為什麼日本文學評論家武田勝彥會有「川端的文學表現了西方文學常見的文化特質」的這種見解？另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曾被質疑是有意識地改變他的風格以迎合西方讀者。我不相信是這樣。瑞典學院贈與諾貝爾獎的唯一標準，就是文學的卓越，這已充分顯示在我們頒給川端和大江的給獎評定書中。

關於川端的評語是：由於他小說敘事中帶有強大的感性的完熟，表現出了日本的心的神髓。關於大江的則是：他以詩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意象世界，在其中，生命和神話濃縮成一幅令人不安的今日人類困境的圖畫。

向陽：從六八年至今已經三十年，三十年來除了川端和大江以外，整個東方世界再也沒有作家得到諾貝爾獎，雖然近幾年來常常傳出中國詩人北島可能得獎的訊息，但都未成為事實。能不能請您談談，為什麼東方作家這麼難以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水準不足？還是因為諾貝爾獎只看到西方作家？

當時的諾貝爾獎也被批評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偏見」﹝eurocentric bias﹞

馬悅然：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必須多費點唇舌。從諾貝爾獎的歷史來看，部分頒發於一九○一到一九二九年的文學獎曾受到嚴厲的批評，並且也不過分。因為當時得獎的一些作家今天已經被淘汰，他們的作品也已經被認為不值一讀。當時的諾貝爾獎也被批評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偏見」﹝eurocentric bias﹞，這二十九位得獎者中，有五位法國作家、五位德國作家、三位挪威作家，西班牙、波蘭、義大利、英國、瑞典和丹麥都各有兩位作家得獎；而二十九位中又有七位是斯堪的那維亞作家，部分甚至不為非斯堪的那維亞的讀者所熟知。這二十九年中，只有一九一三年的得獎者泰戈爾是歐洲以外的作家。

到了三○年代，這種「歐洲中心偏見」才因為頒獎給三位美國作家而被打破。他們是辛克萊‧路意斯﹝Sinclair Lewis，1930﹞、尤金‧歐尼爾﹝Eugene ONeil，1936﹞和賽珍珠﹝Pearl Buck，1938﹞，其中賽珍珠獲獎還引起了爭議。賽珍珠得獎，是因為她豐富並且真實地對中國農民的生活作了史詩般的描寫、以及她自傳式的佳構。這當然歸因於她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和她的自傳《放逐》﹝ The Exile，1936﹞、《戰鬥的天使》﹝The Fighting Angle，1937﹞。事後之明﹝hindsight﹞比起先見之明﹝foresight﹞簡單得多了，瑞典學院事實上很難為賽珍珠其後文學上的失敗負責。有人認為，沈從文早在賽珍珠得獎之前就出版了一些他最好的作品，卻不幸未能得獎，這種說法也是無稽之談。沈從文的小說《邊城》，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但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被翻譯成英文。沈從文在整個三○年代乃是不為中國以外的世界所知的作家，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迫害嚴重地限制了他的讀者層；而他的作品在台灣，也因為奇怪的理由，直到一九八七年之後才解禁。

諾貝爾文學獎從一九四○到四三年未曾頒發，從一九四四年開始至今，就很難再質疑這個獎曾經給過哪個不適當的作家了。一九四五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給來自拉丁美洲的作家﹝智利的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此後，有三位居住在非洲大陸的作家得獎﹝奈及利亞的索因卡 Wole Soyinka，1986；埃及的Naguib Mafouz馬幅茲，1988；和南非的戈迪默Nadime Gordimer，1991﹞。一九九○年的得主是墨西哥的帕茲﹝Octavio Paz﹞，九二年給了聖路西亞的渥爾科特﹝Derek Walcot﹞，九四年則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謂「歐洲中心偏見」從而就不再那麼明顯了，不過還有待繼續改進。

我們從未考慮諾貝爾獎一定要頒給哪個國家，來讓它能自豪於擁有悠久的、光榮的文化傳統；諾貝爾獎是要頒授給一個以文學成就出類拔萃的獨立作家。

諾貝爾獎絕對不能有所誤失於全世界文學中的頂尖作家。瑞典學院在這方面所能期許去達成的，就是把諾貝爾獎頒給許多卓絕的作家中的一位。我們從未考慮諾貝爾獎一定要頒給哪個國家，來讓它能自豪於擁有悠久的、光榮的文化傳統；諾貝爾獎是要頒授給一個以文學成就出類拔萃的獨立作家。瑞典學院的院士們不會去掃描世界地圖，找尋有哪個國家、哪個國家的公民還沒有得過諾貝爾獎；但是，學院的所有院士的確高度關心，這個獎還沒給過使用某些世界主要語言﹝如華文、印地文Hindi和印尼巴哈沙文Bahasa Indonesia.﹞寫作的文學家。

向陽：不過，語文因素似乎也會影響諾貝爾獎的給獎，瑞典學院在這方面，對於那些非西方語系作家的作品如何審閱？如何處理？您在談到川端得獎的複雜過程中，也似乎透露了川端的作品能受到西方的注目，跟他擁有數量相當多的歐洲語系譯本﹝與評論﹞有些關聯。這些譯本和評論，使得東方作家的川端康成因而能夠被西方文學界接受。顯然地，東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對於能不能獲得諾貝爾獎肯定還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您認為呢？

馬悅然：瑞典學院十八位院士的語文掌握能力涵蓋了主要的歐洲語文﹝丹麥文、挪威文、德文、荷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俄文、波蘭文﹞，以及只有一位懂得的華文。每當學院院士收到使用不懂的語文寫出的文學作品時，我們會找院外的專家來協助，通常我們會邀請在瑞典的大學中研究印度、亞洲和非洲語言、文學的學者，定期來學院就他們各自研究領域中所熟知的當代文學提出報告。假使在瑞典境內找不到相關的專家，學院就會盡其可能在國外尋求這方面的權威來協助，如同先前我跟你提及的川端康成得獎的例子。

一個使用他或她自己的語文寫作的亞洲作家的作品，為了能被西方世界所了解，並且獲得賞識，當然必須依靠能夠稱職表現出原作神髓的譯本。不過，一流的翻譯本通常幾乎都是來自翻譯者真心喜愛原作的結晶，相對於商業性的翻譯，翻譯文學作品的報酬通常極低，這導致了許多有抱負的翻譯者最後放棄翻譯一途的令人遺憾的事實；再加上要說服出版人接受外國文學翻譯本的出版，也絕非易事，許多西方的大學不承認翻譯工作的學術價值。

幸好，近十年來西方對於亞洲文學的興趣大為提高，我也要很高興地指出，現在西方年輕而又具有高度資格、且準備投入翻譯工作的的學者，已經愈來愈多。

向陽：那麼，身為諾貝爾文學獎唯一深諳華文的評審委員，您對整個中國與台灣的華文文學﹝從三○年代至今﹞也都相當熟悉，並且具有深入的研究，能不能請您談談您對華文文學整體的﹝或者個別的﹞的觀感？您認為，華文文學的創作水平與西方世界相較，有無不足之處？不足在哪裡？

這個世界，只有「好的文學」(good literature)和「壞的文學」 (bad literature)的區別

馬悅然：我的確對華文文學抱有非常高的關心，包括古典的、中世紀的、現代的與當代的。世界最偉大的經典之作部分是用中文寫出來的，如《左傳》、《莊子》，如唐宋的詩家﹝李白、杜甫、蘇軾和辛棄疾等眾多名家﹞，以及明清時代產生的偉大小說，特別是吳承恩的《西遊記》，以及曹雪芹的《紅樓夢》。而截至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現代時期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品質已達世界文學頂尖水準的作品，如魯迅的《吶喊》，聞一多的詩集《死水》，沈從文的《邊城》、《長河》與《從文自傳》，李劼人的三部曲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艾青寫於三○年代後期的詩，馮至的十四行詩，卞之琳的細緻的詩，以及巴金的小說《寒夜》。這些作品當中的部分都堅定地泊靠著當時的社會環境，從而帶出了他們的中國特色(Chinese-ness)。

我從閱讀當代中國文學﹝包括大陸與台灣﹞得到的一個印象是，中國特色﹝Chinese-ness﹞的程度已經大為稀薄。我願再一次強調，我個人認為，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去區辨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之間、乃至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間的差異。這個世界，只有「好的文學」(good literature)和「壞的文學」 (bad literature)的區別。好的文學，型塑於作家的深度、創意、真實、美和正直；壞的文學，則是膚淺的、模仿的、虛假的、粗俗的並且缺乏真誠的作品。而這兩者都可能被寫在所有不同的語文中。

向陽：台灣的文學界都知道您長年來相當鼓勵、並關心台灣文學，您也翻譯了不少台灣詩人的作品，您是否願意告訴台灣的讀者，您對台灣當前的文學表現整體看法如何？您對台灣文學界有沒有什麼建議？還有，您認為台灣社會﹝或者政府﹞能為台灣文學界做些什麼事？

馬悅然：真的，我的確對台灣文學，尤其詩，抱有很大的興趣。幾個月前，我才剛把我編譯的瑞典文《現代台灣詩選》書稿交給瑞典一家重要的出版社。這本詩選預定明年秋天出版，收錄紀弦、洛夫、瘂弦、余光中、商禽、楊牧、羅青和女詩人夏宇等人的詩。就我來看，這些詩人的作品都具備著深度、創意與文學的質地，與西方詩壇所能提供的最佳作品足以等類齊觀，而像這樣卓越的台灣詩人名單還能列得更長一些。

最近這幾年，當代台灣詩人的作品英譯已經常常出現，主要是在包括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詩人的詩選，不過也有翻譯個別詩人的詩選，例如奚密﹝Michelle Yeh﹞關於楊牧詩選的有份量的翻譯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陶忘機﹝John Balcom﹞也在《中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發表了大量的台灣詩人作品翻譯，比較可惜的是，《中國筆會》季刊的外國讀者稍微有限。

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的的文化單位應該可以在推動台灣文學傳播﹝以及整體的文化﹞方面，扮演較諸現在更重要的角色。台灣的政府可以經由以下的幾個途徑來達到這個理想：一、提供給優秀傑出的當代台灣文學翻譯者不帶任何條件的、大方的獎助和補助金；二、支持一切以當代台灣文學為主體的研討會和大型會議的召開；三、經由選集的形式，重新印行那些已經發表在刊物上，卻又不易為西方讀者看到的好的翻譯作品。

向陽：我相信台灣文學界一定會感動於您的主動推動台灣文學外譯工作，除了您親自編譯的瑞典文詩選譯本之外，承蒙您看得起，要我和奚密教授參加另一個由您主持的英譯《台灣現代詩選》編輯工作。今年五月，我們已經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會面，並在王德威教授的介紹下和哥大出版社談好明年由該校出書的事宜。我相當敬佩您爭取台灣詩人翻譯出版的認真態度。在紐約那幾天，您、奚密教授和我討論入選名單的謹慎過程，我至今難忘。您爭取了哥大同意用五百頁的篇幅、精裝出版台灣詩選，能否請您告訴台灣讀者，您不計勞苦，推動並承擔如此浩大工作的想法？

我急切希望趕快讓台灣現代及當代的詩廣為西方世界所知

馬悅然：是的，英譯《台灣現代詩選》﹝the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 的確是我相當關心的事，我急切希望趕快讓台灣現代及當代的詩廣為西方世界所知。前不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已經確認出版這部詩選，蔣經國基金會也贊助了詩選的編選經費；而包括原作與英譯本導論中譯的台灣版﹝繁體中文版﹞則將與英譯本同時推出。此外，英譯本編委會還希望大陸的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如果這項計劃能夠實現，我會請求我的老友、傑出的四川詩人流沙河，為大陸版特別撰寫一篇短序。流沙河是一個相當正直的人，過去作了相當多把台灣現代詩推介給大陸讀者的工作。

向陽：現在，英譯《台灣現代詩選》已經完成徵求入選詩人同意和寄發自選稿件的階段，接下來將是翻譯的部分，您寄給我的信中，多半總會告訴我，哪個詩人您已經找了哪一個翻譯家翻譯他的作品，我們選了五十人，您都得幫這五十位詩人找到合適的譯者；將來選詩、審定譯稿，您和奚密教授也得花費相當精力，一定相當辛苦。您認為，這工作對推動台灣文學對國際社會中的幫忙大不大？光只是英文的翻譯，就如此耗損您的心力，有沒有可能，以英譯《台灣現代詩選》作為基礎，進一步進行瑞典文、德文、法文與西班牙文的翻譯？

全世界喜愛詩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台灣詩的富饒多汁與精美的品質

馬悅然：我相當樂於告訴台灣的讀者，我們編選的英譯本《台灣現代詩選》現在正在進行中，並且相當順利而令人滿意。我們第一階段的工作是挑選五十位詩人進入這本選集，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限制在五十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版社不希望這部選集的篇幅超出五百頁，一方面是我們希望給予選入詩人比較足夠的空間。每位詩人最少有五頁兩百行，最多有二十頁約八百行的篇幅來展示他們的作品。我很能理解，一定有不少詩人為了未被選入而難過，但是我確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部詩選必會帶來其他類似選集的出現，從而使得台灣文學的豐富性受到更多的注目與探究。

這個計畫的第二步，就是得為這個重大工作找尋合適的譯者。目前已經有十九位足堪勝任中文詩作翻譯的譯者同意加入計畫，我感覺得到，他們都有著參與的熱誠，這使得我們編委會的三位成員受到鼓勵，沒有這股勁，像這種大的計畫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有著極大的信心，我們的詩選將會成為一股動力，帶來其他語文譯本，例如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版本的出現。等到這本詩選出版後，全世界喜愛詩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台灣詩的富饒多汁與精美的品質。

向陽：最後，要感謝您為台灣現代詩壇、為台灣文學所做的一切。我知道您十月中旬應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楊牧的邀請，會到花蓮東華大學作三場重要演講，預祝您演講成功，花蓮的山風海雨一定也會手舞足蹈，歡迎您的訪台。

馬悅然：我也期待著即將來到的台灣之行。從一九八○年代末期，我已多次訪台，並且也已經享受過一次花蓮美麗的山光和海景。這次我去，特別盼望見到楊牧與陳黎，他們倆位我從未謀面，過去主要是透過詩作來認識他們，也因此非常看重他們。我也希望能夠見到你，以及蔣經國基金會的朋友，他們這十多年來為了促進及強化歐洲漢學研究做了不少事。

原載台灣《自由時報》副刊﹝1998.10.09-10﹞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0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