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斯德哥爾摩連線〉
全球化趨勢中的世界文學走向
：專訪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Goran
Malmqvist﹞院士
向陽
○沒有其他作家能像葛拉斯這樣，成功地在這個荒涼的世紀總結人類的歷史。
向陽：馬院士，您好，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公佈，由德國小說家葛拉斯得到這個舉世矚目的文學桂冠。葛拉斯得獎可謂實至名歸，而且從他首次獲得提名到今年得獎，足足等了三十年。我還記得，去年此時訪問您時，您曾提到瑞典學院頒給諾貝爾獎的過程的慎重嚴謹，由此又得到明證。能不能請您以葛拉斯獲獎為例子，說明葛拉斯為什麼等了三十年才得獎？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對於葛拉斯的文學作品評價如何？
馬悅然：是的，葛拉斯贏得諾貝爾獎的過程的確相當漫長，讓他苦等了很多年。早在一九五九年，葛拉斯就以他「但澤三部曲」﹝Danzig
trilogy﹞的第一部小說《錫鼓》﹝Die
Blechtrommel﹞贏得國際文學界的肯定，其後陸續於一九六一年推出三部曲之二的《貓與老鼠》﹝Katz
und Maus﹞，一九六三年完成三部曲之三的《芻狗的歲月》﹝Hundejahre﹞。葛拉斯就是以這部大河小說「但澤三部曲」建立了他足以和鮑爾﹝Heinrich
Boll﹞分庭抗禮，作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兩個偉大作家之一的地位。儘管此後某些他較晚期的作品在德國內部也受到部分批評者的質疑﹝主要是在政治立場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對當代許多國際知名作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像魯西迪﹝Salmon
Rushdie﹞、馬奎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和戈迪默﹝Nadime
Gordimer﹞等，以及這一代的德國作家，莫不受到他的作品啟發。可以說，沒有其他作家能像葛拉斯這樣，成功地在這個荒涼的世紀總結人類的歷史。因此在進入下個世紀之前，由葛拉斯贏得本世紀最後的一個諾貝爾獎是再妥當也不過了。
向陽：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本世紀最後一屆，因而受到國際矚目，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有人就根據歷來的統計數字表示，自諾貝爾文學獎開始以來，共有九十六人得到這個榮譽，其中法國作家共有十二人得獎居冠，美國則以九人居於亞軍；再加上其他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俄國、丹麥、挪威、波蘭、愛爾蘭等﹞，則歐美作家就佔了七十一人，達四分之三比例，每四個得獎者就有三個人出自歐洲和美國。總體上也顯現了您在去年提到諾貝爾獎有意擺脫「歐洲中心偏見」﹝eurocentric
bias﹞的說法；但從數據上看，也許不盡合理，也有人從亞洲和非洲的角度看，認為其中似乎還是有著「歐美中心偏見」的感覺。您能否就這樣的質疑提出一些說明。
○東西方文學的平衡最後將被達成，所有偏見也會消弭於無形。
馬悅然：這是很遺憾的事實，的確，在九十六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名單上顯示了明顯的「歐洲中心偏見」，這是無可否認的。但之所以如此，理由其實很清楚，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非歐洲語文的文學作品開始被翻譯成西方語文還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有相當多的傑出作品較不易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接觸。我誠摯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能夠有所改善。
不過，這可能更需要那些語文仍不容易獲得西方世界讀者了解的國家的文化當局全心全力的支持。我認為，這些國家如何把自己國內優秀的文學作品翻譯出來，讓西方世界了解，是刻不容緩的。除此之外，在翻譯過程中，也要謹慎選擇翻譯者，要找到那些真正傑出優秀而又真心喜愛他們所翻譯的作品的譯者，來承擔翻譯工作，才能相得益彰。畢竟，拙劣的翻譯對好作品傷害太大，找了不合適的翻譯者，不如不翻譯。
值得欣慰的是，我要附帶說明一下，從一九八二年之後，外界所說的「歐洲中心偏見」印記已經不再存在於諾貝爾文學獎之中了。我們從實際給獎的名單來看，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九年這十八屆得獎者中，有七屆得獎者來自非歐洲、非美國的作家。一九八二年是馬奎茲，一九八六年是索因卡﹝Wole
Soyinka﹞，一九八八年是馬幅茲﹝Naguib
Mahfouz﹞，一九九○年是帕茲﹝Octavio
Paz﹞，一九九一年是戈迪默﹝Nadime
Gordimer﹞，一九九二年是渥爾科特﹝Derek
Walcott﹞，一九九四年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我相信，這樣的趨勢將會繼續下去，東西方文學的平衡最後將被達成，所有偏見也會消弭於無形。
向陽：二十世紀即將過去，您是諾貝爾評審當中唯一學貫中西，既能完全欣賞西方語文文學作品，又能徹底了解東方文化精神的評審。依您的閱讀、研究與觀察，整個世界文學在二十世紀的表現有哪些特色值得一提的；東西方文學在這個世紀內的表現有何差異？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可以互相參考的優缺點？
○類似經濟和電子傳播的全球化的趨勢，在下一個世紀將會影響到文化活動的範疇。
馬悅然：最近十年來，我們親眼目睹了相當強大的全球化趨勢，國家和國家的畛域正在逐漸消失，東方和西方世界的分野也正在縮小中，這種大潮流具體地表現在人類努力的各種領域之中，其中又特別以經濟和電子傳播領域的表現最為突顯。因此，站在二十世紀的尾端，再回過頭去看東西方的文學差異，可能已經沒有必要了；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表現，到了下一個世紀來臨之後，自然會有文學史家提供更清楚的分析，我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會是其中一種依據，更多的未得獎的東西方文學佳作，也是不可忽略的依據。
往後看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我倒是可以肯定地說，類似經濟和電子傳播的全球化的趨勢，在下一個世紀將會影響到文化活動的範疇。我堅決相信，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由於全球各種團體的關注，將會產生一種逐漸增強的妥協讓步，就文學而言，將不再只是以西方文學的表現為唯一的標準。到了那個時候，以歐洲主要語言寫出的文學作品被視為典範的年代就過去了。
向陽：諾貝爾獎的給獎準則和趨向一向強調一個作家的終身表現與成就，因此作家得獎必須經過時間嚴格的考驗，相當不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使得比較前衛、實驗，有意挑戰主流文學書寫﹝如後現代主義書寫﹞的作家看似與諾貝爾文學獎絕緣。有人因此質疑，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保守的文學獎，無法刺激或者鼓勵世界文學的突破和創新，您認為這樣的講法有沒有道理？
馬悅然：我相當能夠了解這種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的獎勵的確有可能造成外界這樣的印象，認為瑞典學院的評審委員在評審提名者的文學成就過程中太過保守，就像你說的，好像總是頒給已經很有成就的作家，缺乏對年輕而前衛的作家的肯定。我不知道其他的委員看法如何，最少就我來說，我個人極其樂於採取更大膽的方式來促使瑞典學院頒獎給具有高度潛力的年輕前衛作家，問題在於，目前諾貝爾獎提名名單當中，已成名的作家就有相當多有資格得獎的候選人在內，而瑞典學院一年才能頒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這是現實問題，所謂「僧多粥少」，要完全符合理想，恐怕很困難。
向陽：展望二十一世紀，以您長久接觸世界傑出文學作品的經驗來看，您認為將來的世界文學的走向大約會是個什麼樣子？東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合流是否可以期待？您對東方世界的作家懷有什麼樣的期待？
○我希望，通過好的翻譯，能夠有助於促進世界文學的交融孕生，為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帶來更親密的關係。
馬悅然：關於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學的走向如何，我實在不敢妄作預測。我確信的是，不管東方或者西方，只要是好的文學都將會繼續被出版、被閱讀、被重視，都會繼續存在；而東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合流，正如我前面所提全球化的趨勢，當然是可以期待的。我誠懇地希望，通過好的翻譯，能夠有助於促進世界文學的交融孕生﹝cross-fertilization﹞，從而為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帶來更親密的關係。
至於我個人，身為瑞典學院中唯一懂得中文與漢學的評審委員，我早就把翻譯與交流視為我無可旁貸的責任，我願意極盡我的能力，努力將現代中國文學的珍品推薦給瑞典讀者，我用瑞典文翻譯台灣現代詩人的選集，已經在今年出版；我與奚密和你編選的《台灣現代詩選》英譯本﹝the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也將在明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我相信，所有傑出的翻譯者的努力，將會持續地讓華文文學的珍品廣為西方世界所熟知。
﹝1999.10.11.暖暖，1999.10.30.自由時報副刊﹞
收入向陽《浮世星空新故鄉──台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台北：三民，2004)，頁124-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