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外面走走！」開車帶著我們在屏東的山野間跋涉了一天，且才為我們做完他的客家文化田野調查幻燈片解說的蔡大哥輕聲地說著。我們尚未〝陣亡〞的三個女子，便輕悄地隨他走出遊客中心，室外夜空澄淨，一彎新月靜謐地依偎在群星懷裡，地面微泛著光點，群山無言地聆聽所有生命的聲音。

「蔡大哥您忙了一天不累嗎？」「累啊！只是我每回留在雙流過夜，都會帶著阿龍去山裡走走。」阿龍是蔡大哥親自調教的愛犬，也是他在雙流的伙伴。雖說是愛犬，可沒多少特別待遇可享，不乖了、犯錯了照樣與庶犬同罪，自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蔡大哥自有對阿龍的一套管教原則，他說狗就是要忠實與服從，表現良好則予嘉勉，否則養牠做啥！這樣嚴格的家教品質，表現在翌日清晨〝全程陪伴〞我們遊山的任務過程中。

「妳們得以在這樣的時刻走在雙流的路上，是何其奢侈的享受，一般人是無機緣享用的。」稍事停頓，蔡大哥又說：「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在這樣的情境下，人不須有任何的防備或偽裝，一切是那麼的自然與單純。」「如果能讓每個人都體驗到這樣的享受，那一定很美好！」我陶醉之餘順口說著。「那當然很好，只是雙流無法承載如此巨大的負荷，一旦所有的人湧入，她怕再難維持現在的模樣！」生命過程中總是容易地就碰上兩難的窘境。

回程還是在中心外的廣場上停下腳步，一行人似乎沒有立刻回房休息的打算。驀地蔡大哥指著兩位伙伴已然沉睡的房間，「二樓的燈太亮，飛蛾會一直撞玻璃的！」我於是輕聲地上樓熄燈，再迅速小聲地下樓，深怕自己錯過了什麼，邊走還邊玩味著一個臉部表情很酷，說話輕慢的四十歲男子的深情和溫柔。「踩在雙流的土地上，這會兒妳們知道我為什麼樂於奔波於萬巒與雙流間而不疲了吧！」蔡大哥說著，臉上滿是幸福與滿足，像個初戀的大男孩說起自己心儀的戀人般。

再度踏上屏東的土地，是翌年初春，當日南台灣的天候像蔓燒開來的火勢，一片炙熱但晴朗，步下莒光號列車，紛見不少揹著行囊與睡袋的乘客，幾全為學生裝扮，大夥兒都心照不宣是往相同的目的地，直至我身邊一道下車的女孩問我「妳也是要參加大武山營隊嗎？」我們邊走向車站的出口邊聊，其他人也順勢交談起來，談話的女孩遠自美國的紐約放假回台，特地南下來參加營隊的，她曾有參加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經歷，我們相談甚歡。

抵達目的地，所謂的「大世界水鄉明園」，是一片由莊主阮老爺子與陶大娘所主持的庭園兼營養殖漁業的洋房，莊主〝阿明老輸〞蓄把灰白長鬍，父親曾是當地的名醫，他成長在一個音樂世家，家裡收藏不少名貴的國外風琴，他從事音樂收集整理及保存的工作，喜歡以音樂會友，他談起風琴，我彷彿又遇見一個沉醉在愛河的少男。他的風琴演奏成了營隊的起床號。阿明老輸喜歡體力勞動的踏實感，總見他一得偷閒，便樂於為大家演奏，自娛娛人。

在阿明老輸家的客廳，他和順柔忙著張羅聯繫晚上營隊晚餐的事宜，我與蔡大哥偷閒地在沙發的一邊談話。蔡大哥好奇地問我，「妳離開學校那麼久才上大學，年紀又比同校的男孩子大，妳怎麼去談戀愛？」坦誠告知自己曾有的窘境，所幸年紀一向不是我談戀愛的最大阻力，相信感覺會把自己帶到一段適意的情感與對象前。順著話勢，我也好奇這麼樣一位外剛內柔的男子，究竟會選擇什麼樣的對象與婚姻，「蔡大哥，你是怎麼認識你太太的？」「土風舞會上認識的！」「你跳土風舞？！」「是啊！基本上我是個愛玩的人！因此，參加活動和辦活動對我而言都不是難事。」蔡大哥解釋說，其實兩人早就認識，只是緣份未到，直至土風舞會後才開始以男女朋友的姿態交往，兩人交往三個月後訂婚，四個月後結婚，很有勇氣吧！。蔡大哥補充說，「我們是結婚之後才談戀愛的。」

對於堅持愛是婚姻的先決條件的我而言，無疑地這是個難以理解的動作。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什麼想法可以讓一個人下這麼大的決定，「那是什麼理由讓你們決定要結婚了？」「這就是小社區的好處！」蔡大哥繼續說道，「因為雙方家長互相認識，只要雙方家長說好，那就好了。」「蔡大哥，你有這麼聽話？！」我既訝異又淘氣地問他。「是啊！可是他們都不信！不然妳問順柔。」坐在另一排沙發上的順柔，用她感冒與疲累後慵懶的聲音答道，「大嫂是被騙的，她是無辜的。」蔡大哥重複她的話說，就像妳一樣。順柔因為曾參加一屆的大武山營隊，後來，決定離開台北定居屏東潮州，目前任職於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將來有可能在屏東結婚生子。

我不解地問蔡大哥，「為什麼順柔不留在台北她的家鄉做社區工作，卻跑來屏東？她的心裡不會有掙扎嗎？」「有沒有掙扎要問她本人，我不知道。不過一般來講，我相信剛開始會有，後來會愈來愈少。當然留在家鄉是第一理想，不過，若是家鄉沒有伸展的空間，而她又覺得來屏東有關愛她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倚賴和信任，那麼到屏東來工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怕的是那種過客心態，來待個一、兩年就走人的那種。」

其實，這回走訪蔡大哥，最想了解的部分之一是──他如何從事社區工作的推展。我與大多數人一樣，都親眼目睹家鄉的演變，卻憂心忡忡。眼見樸實、人情味濃厚的農村，在工商業社會追名逐利熱浪的襲擊下，無力地妥協、讓步，青壯人口外流，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無法躋身中、上社經階層的年輕人，轉而委身幫派之中，有些更是數度進出監獄，這些人鎮日游手好閒地晃盪在村裡，成為村中的不定時炸彈。長年在外地求學的我，可以同情他們的抑鬱與無奈，也可以理解長者的恐懼和痛心，以及心疼成長其中無辜的孩子們，然而，總覺得使不上力，不曉得自己可以為家鄉的人做些什麼！這麼樣一個平凡無奇的村落，如何能讓它重新活過來，不求、不願也知其無法繁華興盛，因它的邊陲位置實無繁華的條件，只求它平靜、質樸如昔，讓每個在這裡生長的人都願意留下來，把它當成永遠的家，不再栖栖皇皇輾轉他鄉求生活，獨留老人稚子倚門企盼，守候一村的落寞。儘管在他鄉生活的歲月已頗能適應，然夜闌人靜獨處沉思之際，家鄉的嘆息仍是長年來心中不敢或忘，卻也最怕碰觸的痛。

四十年來，蔡大哥幾乎沒有離開過屏東到外地生活，著實訝異這麼樣愛玩的個性，竟可以安份地待在南台灣一個小小的地方，且甘之如飴。這或許就像他說的，「很多的工作是自己找的，高興做、願意做、喜歡就去做，不喜歡、不願意，有一點的委屈，乾脆就不要去做。」現在做的這些事與工作，對他而言似乎再自然不過，彷彿心中從來沒有過與自己角力的念頭。〝選擇時心甘情願，投入時態度認真〞，應是他的處世方式。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可以待在家鄉，又可以從事自己想做的工作，他的知足無爭，直是教人羨嫉交加。

蔡大哥說，生態保育要跟社區文史結合，才走得長久，這也是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的宗旨所在。社區工作需要的是一些工作者，而不是一個單打獨鬥的團隊，早年他在萬巒的做法就是單打獨鬥，從古蹟、建築物，如客家夥房等硬體設施的調查和了解開始，另外還包括廟會、祭典等民間禮俗，做起來很累人。事後舉行了一場頗獲好評的老照片收集與展覽，勾起老一輩的昔日記憶，也讓沒趕上那個時代的年輕一輩知道家鄉曾有的風貌。蔡大哥認為老照片記錄的，是屬於大家的共同記憶，是鄉人共同的文化資產，值得珍惜與留存。社區工作者要注意的很重要一點，是要讓其他人知道你在做什麼，先讓他們了解，才有接受的可能；而不是關起門來抄資料，只顧自己好玩，忽視與整個情境的連結。

「團體與活動的運作，經費是個很重要的條件」蔡大哥繼續說著，「很幸運地，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沒有這方面的困境，因為屏東有個曹啟鴻省議員，固定撥他的助理費用，支付協會中的人事開銷，因此我們不必疲於奔命地籌措經費。另外幸運的一點是，協會內的工作者多為屏東在地人。」鑑於大部分的理念與活動推動者，多為中、上階層的知識份子居多，我問蔡大哥協助活動推展的人多不多？大部分是所謂的知識份子嗎？「老實說，能幫忙做事的不多。而書讀得愈多的知識份子，通常離土地、離社區愈遠，往往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才肯放下身段，回到社區工作。」蔡大哥說話時的臉部表情與語氣速度變化不大，彷彿所有現象的背後，都附帶了個可以被諒解的理由，即使是說到這類有些令人無奈與歎惋的事時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刻意把問題的焦點鎖在〝知識份子〞，理由是──台灣大部分的運動是這類人所推動的，因為通常他們較有時間和餘力去想一些改革的問題，然而由於階層不同，所主張的往往未必真正能貼近主要受害者的需求，最後導致運動的實際成效不大。「蔡大哥，你平常都跟人家談環保嗎？」「其實，我很少跟人談環保，很少談保育的〝重要性〞，而是談保育的〝經濟性〞。告訴人們保育可以賺錢，自然比高唱保育有多重要來得容易被接受。」蔡大哥的言談之間，少有一般從事社會運動者慣見的肅殺之氣，即使在進行理念推展的當時，都還是拿捏著〝把事情做好，遠比堅執一己的理念來得重要〞的分寸。這對謹守個人原則，要求目標純正、手段純粹的我來說，無疑是場修行。

「其實，這些社區工作理應由政府來做，就是因為政府沒有做，現在才有這麼大的空間讓民間的社區文史工作者來做。」一般人會說，理念與活動的推展不易成功，是因為做事的人太少，蔡大哥則認為，「人少不是問題，重要的是信念。」他舉中國共產黨為例說，民國十年，共產黨成立之初也才只有屈指可數的十人而已，然而人少不是問題，因為重要的是那十人是關鍵的十人，發展到後來竟可以將人數比例懸殊的國民黨趕到這座島嶼來，可見人少真的不是問題。蔡大哥還說，當年國父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思想、信仰、力量是正確的，不過還得化為實際行動才能產生真正的力量。

在我與蔡大哥談話的過程中，順柔與阿明老輸忙完連絡晚餐的事後，逕自下樓去探視學員上課的狀況，身兼活動攝影的任務。客廳內剩我們三人，阿明老輸熱忱地為我們泡茶、加茶，遞上茶點，然後靜默、專注地聽我們交談，適時、簡短地加入談話，還得接聽隨時可能響起的電話。落地窗玻璃外，午后的陽光閒散從容地灑在綠色的水面上，形成一道閃熾的水帶，池中電動打水器不時地翻起水浪，偶有白鷺掠過水面，阿明老輸在自己的王國裡一刻不得閒，卻找不出他臉上有絲毫的倦意，想他也是心甘情願吧。我與蔡大哥的談話得暫告一段落，因為他負責開車到屏東火車站，接晚上受邀特地自台北南下當講師的省林務局林政課楊秋霖課長，那是他很尊敬的一位上司。蔡大哥讓我自由選擇一起去，或留在明園，我冒著暈車的威脅毫不猶豫地說，如果沒有不方便的話，我想跟著去。交代好行蹤，我們出發去屏東接人。

車上蔡大哥邊吹著口哨，邊當我的臨時嚮導，我又開始問問題，「大嫂知道你現在做的事嗎？她可以理解嗎？你會跟她談這些工作與活動的事嗎？」「大概知道，不過細節可能不清楚。」「現在外頭的誘惑那麼多，外遇的情況那麼多，你成天在外頭忙碌，她會不會擔心？」「我想應該不會，我在做什麼事，她通常可以在報紙媒體上看到，所以應該沒什麼好擔心的才對。」

「聽官姐說，你們家小孩都很會說客家話？」官姐跟我說時，用著心虛與遺憾的口吻，彷彿在怪自己的疏忽。「是啊！我們在家都講客家話，我的車窗上也貼著〝我是台灣客家人〞。我覺得不管那一個族群，大家都是對等的，所以在我們家絕對不可以出現〝番〞字，那是對人基本的尊重。每個人都應以自己的族群為榮，且相信人人都是平等的。」蔡大哥有感而發，國、台語夾雜語重心長地說，「從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國民政府這樣，不教人民認識自己的國家，不教人民認識自己的社區！認識不清，如何談愛。」他繼續說，「每個國家有它自己的問題和特質，一個國家要能培養自己的〝國民性〞，即深信自己是最強的，是地球的中心，而大家都是對等的。台灣是地狹人稠，但絕不是如教科書上說的──自然資源缺乏。台灣是座四面環海的島嶼，卻沒教導我們的孩子學游泳，台灣人基本上是怕水的。我們的教育，總是在還沒教會我們的孩子去喜歡之前，就先教他們害怕，因此，往往無法挑戰自己的極限，一旦進入自然之中，便迷失了。這樣的台灣，怎麼能期待它強盛。該教導孩子敬天畏地，那是種尊敬，而非害怕或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