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同時把悲傷的記憶與愉快的記憶一起裝載著流逝而去」。

這是已於今年元旦凌晨過世的元老作家王昶雄寫於一九四三年的一句話，寫在他當年發表於《台灣文學》雜誌的小說〈奔流〉之中。轉眼至今五十七年，咀嚼這句話，果然令人有歲月之逝宛如奔流，一去不復的蒼茫之感。而出生於一九一六年日本統治時期的王昶雄，如果天假以年，今仍在世，回顧他一生的文學路途，當更有這種悲喜交集的感慨吧。

王昶雄，本名王榮生，台北淡水人。根據學者林政華編寫的年譜，王昶雄是在一九三七年開始創作生涯，這一年，日本總督府開始對殖民地的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禁止報章雜誌使用漢文，迫使台灣新文學運動進入日文書寫時期，當時在日本大學齒學系就讀的王昶雄加入了《文藝草紙》季刊，成為同仁，創作小說、新詩與評論，發表不輟；一九四二年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淡水，開設「岩永齒科診所」，並加入張文環創辦的《台灣文學》雜誌為同仁；次年與畫家林玉珠結褵，在結婚前夕起草〈奔流〉，並於同年完稿發表，並被選入日本大木書房的《台灣小說選》之中，而使王昶雄受到當時文壇的注目與討論。

〈奔流〉這篇中篇小說，在皇民化運動進入高潮時期發表，記載了當時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人面對國家與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苦悶，可說是一篇觸及政治與歷史課題的深刻作品。王昶雄通過一個受過日本完整教育的鄉下醫師「我」﹝洪醫師﹞與伊東春生、林柏年兩個台籍青年的來往，描繪了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本人」認同或「台灣人」認同之間猶疑、徬徨，到底是要以統治者的日本人為傲、還是要以生為台灣人為榮的雙重苦惱──這當中凸顯了缺乏自主權的殖民地人民的國族認同課題，複雜、弔詭，而且形成一種深沉的悲哀，也就是後來被李登輝前總統提出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正是台灣近現代史的深刻而巨大的課題。

王昶雄寫作〈奔流〉的時候，才二十八歲，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祖籍中國，本籍台灣，國籍日本。這三種身分，使他和同年代的台灣精英一樣，都無法逃避身分認同和國族認同的心靈撕扯，而在皇民化運動的政治迫壓之下，要徹底地成為日本人，還是應該先做好堂堂的台灣人，更成為他們那一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共同的困惑。王昶雄寫出了巨變年代殖民地台灣的歷史課題，也反映出了日本統治下台灣人的認同危機。即使今日讀來，仍讓我們震撼、低迴，值得後來者省思、借鑑。這是〈奔流〉這篇小說相當可貴的地方。有部分評論家從小說的文本切入，將之視為「皇民文學」作品，而忽略文本隱藏的「我非用這個腳跟穩重地踏著這塊土地不可」的深沉意涵，恐怕不盡公允。

我認識王昶雄老前輩時，已是八○年代，那時我編輯副刊，時相往來，也在他的邀請下參與過幾次「益壯會」的聚會活動；我的老師塚本照和研究台灣文學，與他相知相惜，每年老師來台研究，我們都會相聚小酌。王昶雄總是神采奕奕、笑聲連連，在飲酒之際、談笑之間，自然表現出他的豪放、浪漫和寬闊。這與他應作曲家呂泉生之邀，寫於一九五六年的歌詩〈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五彩的春光、心愛的彼人、故鄉的田園、青春的美夢，是這首歌的四個圖像，也可以說是王昶雄一生追求的理想寫照。他的心靈之門敞開著，他的心靈之窗敞開著，即使走過兩個時代，多半的時候是在灰暗的巷弄踽行，他卻總是看到希望和光明，並且以他的人與文，向熱愛的台灣傳遞同樣的訊息。

最近真理大學以「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獻給王昶雄，並舉辦「福爾摩莎的心窗──王昶雄文學會議」，我在颱風夜裡翻讀老前輩的舊作，書頁之間不時浮出他的笑顏和身影，耳畔響起〈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的歌聲。斯人去矣，但他的人與作品則為台灣留下可貴的心靈之窗，如他一生所信，悲傷和愉快都會過去，只要懷抱希望和信心，五彩的春光終將來臨。

──2000/11/6中央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