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將我的詩集《四季》翻為英文，在美國出版的美國漢學家陶忘機﹝John Balcom﹞日前應邀來台參加由師大翻譯研究所和中華民國筆會主辦的翻譯研討會，會後約我在師大會面，我與方梓一同前往，中午找了一家餐廳用餐。陶忘機的中國話，使得餐廳的侍者大為吃驚，連帶地也使得我們餐後會帳時受到了折扣的優待。

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與陶忘機已經一別六年。陶忘機開始翻譯我的詩，更早於這之前，他先是翻譯我的十行詩作，寫信來徵求我的同意，當時我已在《自立晚報》上班，擔任副刊主編，在戒嚴年代的苦悶時期，不趕奢望自己寫的詩能獲得台灣讀者的青睞，更不用說敢於想像外國學者的翻譯介紹了。因此，陶忘機的徵求同意，當然帶給我極多的欣慰，不必考慮，也就同意了。

但是，我們並未見面。陶忘機的譯詩，關於我的部分曾分別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譯叢》﹝有關中文文學英譯最權威的雜誌﹞、中華民國筆會的會刊《The Chinese Pen》；其他的詩人也翻譯了不少，外國學者與譯家中，他可說是少數關心台灣現代詩、以譯介台灣現代詩為主要興趣的一位。我對他心存感謝，但一來由於報社工作雜多，一忙也就疏於信件往來；一方面當時陶忘機大概還是在美國，見面自然沒有可能。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與剛從美麗島事件的冤獄中被釋放出來的小說家楊青矗應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前往美國參加該大學年年舉辦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在愛荷華大學三個月的生活中，楊青矗認真地訪問來自各國的小說家與詩人，我則閒散地寫了一些詩。回抵台灣後的次年，一九八六年我將這些詩和回台後寫的詩共二十四首集為《四季》，由書法、水墨畫家李蕭錕設計，漢藝色研精印出版，在當年的台灣出版界，這本詩集由設計、印刷到整本書的規劃，都曾引起注目。我的詩作採取手跡印製，在我這也是一本最珍貴的愛書。

如果沒有《四季》這本詩集的出版，我大概會就此結束我的詩的生命，報界的工作忙碌、社交生活複雜，詩的精靈容易因此遁逃；如果不是《四季》的出版，大概我和陶忘機就只是作者和翻譯者之間的關係。一九九一年吧，陶忘機又跟我取得了聯繫，他告訴我，準備將我的《四季》詩集整本譯為英文，這次不只是希望取得同意，有些內容部分的問題，他希望我能與他討論，現身說法，以使他的翻譯能夠更加準確。就這樣，我與陶忘機見了面，在台北來來飯店，我與他有了一次較長的談話，關於我的詩，以及關於雙方的一些近況。

九一年的陶忘機，在新聞局的對外刊物《China Review》工作，譯介台灣文學作品，台灣現代詩的相關報導。他的中國話流利清順，文學造詣甚好，我也不過大略地就我少數詩作中潛藏的創作意旨作了必要的說明，想不到一九九二年春天，他翻譯的《四季：春》六首就已刊登在《The Chinese Pen》的春季號上，接著是這一整年夏、秋、冬三卷的翻譯與出版。到了九三年，陶忘機在取得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前夕，向文建會「中書外譯計劃」申請經費，將這些譯詩集為一冊，在美國出版為止，我們也只見過那麼一次面。

六年後的今天，我們重逢於台北。馬悅然、奚密與我合編的英譯本《台灣現代詩選》已經徵得他的同意，請他翻譯選入的詩人作品，用餐時我告訴他，馬悅然相當欣賞他翻譯的《四季》，希望他在這個翻譯計劃中多作些事，他欣然接受，「能夠替台灣的詩人多做些事，我很樂意」。他告訴我，他已經翻好並出版了吳晟的詩、目前著手的尚有白萩、林亨泰的詩作，以及我的詩選集。看著這一位小我一歲的美國漢學家的神情，聽他用中國話告訴我的都跟台灣現代詩的譯介有關，在第二次相見的台北，我不禁對這樣一位疼惜台灣詩人的異國友人更加地感到敬重與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