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外語學院舉辦「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研討會」，邀請目前正在該校日本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的塚本照和先生、台灣文壇耆宿巫永福先生演講，並於下午舉辦了一場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發展的座談會，由外語學院院長林水福教授主持。由於塚本先生是我就讀文化學院時的老師，林院長要我也參加座談會，報告台灣話文運動的發展，當天我在靜宜大學上午和晚上都有課，但為了能和老師見面，還是不揣學淺地答應了。

我受教於塚本老師，是一九七三年就讀文化學院日文組時，老師是日本天理大學與文化交換的教授。當時著迷於現代詩習作，癡狂於文學閱讀的我，常因熬夜寫作、閱讀而翹課；不過，上老師的課倒是相當認真，一方面是他上課有板有眼，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他問起黃春明，我被同學推出來向老師報告黃春明小說的在台灣文壇的意義。這個機緣，無形中使我因為老師對台灣文學的重視，而對他產生了無關於上課的好感與尊敬。

塚本老師開始台灣文學研究大概也是在那前後吧。七○年代正是台灣鄉土文學與日治時期作家作品大量出土、開始受到矚目的階段；但也因為時值戒嚴年代而備受壓抑。老師以日本學者的身分研究台灣文學，當然易受情治單位注意，直到八○年代初期他參加鹽分地帶文藝營活動，都還受到干擾。然而，老師不為所動，結束台灣教學返國後，在日本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會，帶領日本學者研究台灣文學，並且年年排出假期來台，尋訪作家，蒐集資料，增訂補正他所做的《台灣文學年表》。我編自立副刊時，見過老師的原稿，其上鉅細靡遺、隨處可見「？」號，似乎老師每次來台，就為了解決這些疑點。訪談愈多、資料搜羅愈詳，疑點也就越多，老師只是笑說「真是麻煩哪」，卻從不放棄。

一晃二十四年過去，二十多年來，老師幾乎年年來台，每次他來台我多有機會與他見面，即使只是短暫的晤談，都好。看到老師以一個日本學者的嚴謹態度、窮近三十年光陰與精力於台灣文學的研究上，比對台灣仍有學者質疑台灣文學的研究價值，我不知道該為我的外國老師感到驕傲，或者要為我的本國學者感到羞愧？我更不知道該為台灣文學的受到外國學者重視而高興，或者要為台灣文學的遭到台灣學界輕蔑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