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這本小書中的稿子，都是應報紙雜誌之邀所撰的作品。這幾年來，因緣相會，我在研究、教學之餘，先後為《時報周刊》、《台灣日報》副刊、《自由時報》副刊，以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寫專欄，或者每週一篇、或者兩週一文，有點像中學生寫週記一般，隨著時空與心境的轉折，逐週紀錄下來身為一個文學人的聞見行識，對著台灣的社會發出聲音。在頹唐的末世紀，這樣的聲音，雖然都是出現在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大眾媒介中，我自己深知，恐怕也只是淹沒在喧嘩底下的嘆息，連回聲都難以與聞。

然則，似乎也不盡然是這樣。台灣的社會，從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至今，已經經過十二個年頭，解嚴前後，我服務於報館，約有十四年之久，報館的工作繁瑣複雜，除了報館要求的社論、以及職業上的政治評論之外，擠壓得我幾無創作，新聞人的色彩漸濃，而文學人的臉紋日淺，從一九九四年離開報館，進入校園之後，方才重拾文學與研究讀書的生涯，為這些媒體撰寫專欄，隱然之間成為我由專業新聞人過渡回文學人的橋樑，而這些媒介的邀我撰述專欄，似乎也說明了最少有人注意到我的發聲和我的位置的所在。

專欄的寫作，用魯迅的說法，應該像是匕首、投槍，要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但是「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作為「勞作和戰鬥之前的 準備」。我讀大學時，不太能夠理解魯迅的這種看法，經歷了漫長的新聞工作、累積了一些人生的歷練之後，愈能了解魯迅把專欄雜文看作「生存的小品文」的這種主張。面對著社會、土地與人，一個文學人寫作時如果只是沉溺在個人的悲喜愛恨之中，經之營之，渾然無視於與他一起在同一個時空中呼息的讀者，這樣的文字固然也有存在的理由，但也可能只被當成擺設之用。我寫作，我存在，是 為我所存在的時空，因此，我的這些專欄文字，自然而然就碰觸了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與文化的現象。在這些專欄文字中，與其說我是在討論個別的、具體的某些新聞事件或議題，不如說是企圖通過比較批判性的思考，反映共同的、原則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省思。

我也把這些文字當成文學來創作。專欄，作為散文書寫當中的一環，不必自外於文學之外，長久以來，台灣的散文界，多半把議論性的散文劃出「純散文」之外，排斥知性思考、理性論辯、乃至批判於散文領域。這就像一座森林，把野草亂木、老樹蒼松逐出，只留下美艷的鮮花、柔細的草坪一樣，美則美矣，生態卻是脆弱的、生命也是單薄的。我在寫作這些專欄文字時，如果說有什麼野心，就是希望能夠種下一些剛勁的、樸素的，甚至狂野的樹種，迎風面雨，而不愧於文學人的偏執。

當然，寫作的這些專欄文字，在不同的媒介中，也曾經以著不同的面貌和神情出現，在《時報周刊》的稱為「向陽專欄」，在《台灣日報》副刊的是七人合寫的「非台北觀點」，在《自由時報》副刊的是五人輪流的「台灣的心」，而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是七人輪替的「三少四壯」。但是，為這些專欄撰稿時，我的心情是一樣的，有點類似其中的專欄名稱「台灣的心」一樣，我總是把視角對準著台灣，觀察這個我心愛的土地上發生的種種，提出觀點，述說我的焦急和憂傷，描寫我的歡愉和滿足。我愛這塊土地，連同她的殘缺。這些文字，應該可以讓讀者有些同感或警覺。

至於書名「跨世紀傾斜」，則要感謝「二王一后」以及他們的演唱會，在九七年的那場五二○跨世紀盛會之中，我看到了台灣社會如何用金錢與西方價值堆疊資本主義的華麗饗宴，在無辜的他們曼妙的歌聲中，比對於人民聲音的不在、本土文化的瘖啞，我聽到了台灣跨世紀的傾斜。這樣的傾斜，也是本書諸多小文共同的感覺。

一九九九、三、廿二，春雨落在暖暖這個山村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