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個不寐的夜晚，給某家報紙的社論，談「新台灣人主義」對於台北市長選戰有何有影響，意義何在的一篇評論，已經在八九點傳出去。電視裡頭的叩應節目也正在就類似的話題進行著談論。山村的夜晚來得較快，除了風聲和簷上的雨滴，就是螢幕中的光影和人語了。看了幾份報紙，隨意地瀏覽，政治話題還是媒體的最愛，感恩演講、卡位戰、內閣何時總辭、國大開議、監委提名、乃至市府小內閣的變動，等等。政治，佔滿了這個社會思考的絕大空間，像是一座座龐然大山，掩蓋了整個天地，只留下一丁點空間，給一小朵白雲、花和更邊緣不被注意的清流。

我曾經也這樣度過，把政治當成絕大部分思慮範疇的生活，那是在我憤怒青年的年代，從大二開始，除了文學與詩，黨外雜誌和所有被警總查禁的書，都成為我蒐集閱讀的目標，到重慶南路去，在書攤邊多站一會，翻看而不買，書攤老闆就會問你要不要特別的，這「特別的」，若不是黃色書刊，就是「黨外」了。政治，在那個年代是黑的，連常常遭警總查禁、查扣的黨外書誌，多半也是黑的。整個台灣社會，一團漆黑，政治就佔滿了這團漆黑的全部。白雲、陽光固然不可得，要看到黑色的山陵也不容易。在漆黑的夜裡，讀黨外書誌，於是就像找到一絲若隱若現的光線，向著那在風裡飄搖的光，憤怒才有了紓解的出口。

大概從二十七歲起，我因緣際會，進入了被執政者，也被台灣人民視為黨外報紙的媒體，儘管一開始是編副刊，卻已經可以強烈感覺黑色的政治籠天罩頂的陰森氣息，像詩人楊牧在他的散文〈那一個年代〉寫的，「你應當監督你的心智，你的靈魂，不要讓它隨意馳騁，不要讓它到處遊蕩」，「為了避免一不小心墜入陷阱」，這樣的氛圍，就是在以敢言著稱、被視為黨外支持者的報館中，也依然如影隨形。政治，管人們的工作、管人們的生活，連最隱密的思想和情感，都可以透過人們自己的感覺來徹底管制。

那一個年代中，政治的偉大，就在於它有無形的力量讓人不談政治，並且真的成了「管理眾人的事」，小到吃喝拉撒，都有通令全國的「國民生活須知」來管理。在那樣一個年代裡，身為一位文學工作者、寫詩的人，而兼了文學媒體的守門人，加上大學年代的黨外閱讀經驗，使我在文學之餘，被迫成了台灣政治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角落中的觀察者；而每到選舉，則成為隱藏在陰暗的黨外政見會場中偷偷擦掉淚水聽講的聽眾，追逐每一場知道的黨外政見會，無論風雨，無分遠近，在與我同樣呼吸、同樣語言的群眾之中，迎著冷冽的朔風，央望黑夜早日過去，央望台灣的黎明。

其後，因著報館的需求，我開始撰寫社論，我還記得第一篇跟自然生態保育議題有關，其後是文化的議題，然後隨著八○年代中期台灣政治的大轉型，浪潮湧了開來，事件不斷，墨綠的水潮一陣一陣不怕任何阻遏地，從海內外襲向統治機器，所有政治議題被翻上還是萬年國會的舞台，所有憤怒被拋到首都的街頭。鐵蒺藜、噴水車，全副武裝的鎮暴軍警，含帶肅殺節奏的劃一而冷酷有聲的腳步；鮮紅的血、哀嚎的淚水，手無寸鐵的暴民，驚惶潰逃的單薄的身影。這些政治議題，逐漸成了我必須處理的社論題材；這些畫面，則沉澱下來，而又鮮明地在我回家之後不寐的夜裡復甦，教我驚醒。

撰寫社論，到了八七年之後，居然成了我每週的功課，又越三年，甚至成了我在報館中正式的職業。即使在我離開報界之後，仍以社外主筆的身分為另兩家報館撰寫社論，至今未嘗間歇。通過觀察，通過電腦鍵盤，十多年下來，恍如一夢。在關掉電視，回到頂樓的書房時，我無意間看到這十多年來寫過的社論與政論的剪報，泛黃、雜亂地擺置在牆角。我看到歲月如何躡著腳步潛行，政治的烏雲如何被狂烈的風吹散；我也看到自己，如何從憤怒青年被台灣的政治馴服到如今的髮蒼視茫。

我終於坐下來，整理我寫作二十多年來的詩稿，這又會是一個徹夜不寐的夜。陰霾已經隨風飄散，憤怒與傷懷再也不必。我體會到，在一個政治已經不被壓抑的年代中，是我離開這座龐然大山，在一樣陰鬱的夜裡為自己的文學志業點盞小燈的時候了。

──一九九八、十二、十八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