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進入台灣本土報社《自立晚報》，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之外的新聞媒體生涯。藝文組主任負責帶領藝文記者報導文化新聞；副刊主編負責「自立副刊」編務，編輯文學版。這兩個工作對當時才二十七歲的我來說，都是重責，我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希望能在八○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所掌控的文化氛圍中，走出一條有別於兩報副刊而又能獨樹台灣精神的副刊之路，經由本土特色的彰顯，在戒嚴年代國民黨控制下的重重束縛下，為台灣讀者提供台灣文學家與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和論述。

那是一段艱困的歲月。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餘悸猶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傷痕還在，除了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仍在不斷遭到查禁、停刊的打擊下苦鬥之外，報紙媒體大約僅有《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三家站在台灣本土立場發聲；《自立晚報》由日治年代就參與《台灣民報》系工作的吳三連先生擔任發行人，此時的社長吳豐山先生、總編輯顏文閂先生戮力改革，朝氣十足，儘管威權統治者的壓力甚大，報社財務窘迫，但全社上下抱著要辦好一份台灣人的報紙的理念，還是克服了困難，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自立早報》創刊，已經躋身為國內三大報系之一，儘管短小卻十足精悍。

報禁解除前，我擔任副刊主編約有五年半之久，在《自立晚報》早已建立的本土報業基礎上，我努力延續自日治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台灣文化、語言與文學脈絡，邀請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發表園地日漸減少的作家提供作品；同時也通過策畫專輯、專欄，突出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特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請莊永明兄長期撰寫「台灣歷史上的今天」，介紹歷史上的台灣人、台灣事，每天連載，達兩年左右；邀請台語研究者陳冠學、洪惟仁、許成章、鄭良偉、許極燉等先生撰寫台語研究專欄或專文，也特闢台灣話文專欄，發表在那個年代無地發表的台語文學作品；除此之外，開闢「文學月報」報導台灣文壇訊息、「出版月報」報導出版與閱讀、「民俗月報」鼓吹台灣民俗整理與研究、「攝影月報」則提供當時新起的報導攝影家記錄台灣的圖像……。我期許自己做一個小園丁，搬磚運石，突破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和威權統治的檢查，留存台灣的聲音。這當中也遭遇過挫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副刊因為登出林俊義教授專欄一篇名為〈政治的邪靈〉的文章，被停刊一日，我隨即遭警總約談，其後調查局每月一次來社訪談。此外，郵件檢查也從未間斷，葉石濤先生某次以限時郵件寄稿，我收到時發現信封底部有拆過痕跡，比對郵戳，已是一個月前寄出；至於以大批郵件辱罵副刊某文、恐嚇主編等，都屬家常了。所幸報社支持，終究沒有撤換我，還是讓我自主編輯，以「自立副刊」為八○年代的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留下見證。

報禁解除後，《自立晚報》增出《自立早報》，我被報社派為晚報總編輯，其後陸續轉任早報總編輯、總主筆，並負責創刊專供海外台灣人閱讀的《自立周報》海外版，以迄於一九九四年九月《自立晚報》轉手，我轉至學院讀書、教書止。 這六年之間，我負責的工作與過去單純的副刊主編工作大為不同，而且充滿挑戰。

擔任報社總編輯，必須掌握瞬息萬變的新聞，特別是轉捩點上的台灣政治新聞，調度記者、決定每日新聞重點和內容，面對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政治壓力，取捨新聞，而又要在關鍵時刻顯映新聞真實，這是對以政治新聞見長的《自立晚報》總編輯最大的考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五二○事件」，當時爭取權益的農民北上請願遊行，國民黨強力鎮壓，爆發警民衝突，持續近二十小時，時任早報總編輯的我，為了翔實而真確地記錄這場歷史事件，在辦公室內等待前線記者回報、改版增印，直到第二天上午晚報編輯部上班，將事件相關發展交代晚報總編輯之後，方才下班，不眠不休工作了二十小時。而在這個階段，編輯檯每到截稿前，常會接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的電話，囑託這或「指示」那，不過由於《自立晚報》的報性，已經可以權衡輕重，不加理會了。

一九九一年我轉任總主筆工作，負責報社筆政並撰寫社論，這才開始了非常密集而即時的社論撰寫生涯，由於對於政治、兩岸關係和台灣文化教育議題的關注，我的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生涯也由此展開，迄今從未間斷。總主筆期間，報社聘有社外主筆，都是台灣重量級自由主義學者，輪值撰寫每日所需社論，遇有緊急突發事件，則由我抽換撰寫社論，因此培養了我短時間內即可完成評論的回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每日拜讀這一群涵括政治、憲法與法律、社會學、經濟、財政、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撰社論，因而也擴大了我的閱讀領域、增進了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並學習到他們在不自由的言論環境中秉筆直書的勇氣。

那樣一段艱困的「自立歲月」，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能源、也是最珍惜的記憶。做為戰後台灣出生的一代，我接受了最完整的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教育，從國小到大學，早已被灌輸了一套黨國一體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下，以「龍的傳人」自居，只認得長江黃河，不識濁水和淡水，對於威權獨裁者也存著無知的崇拜──這樣的無知狀態，要到我開始創作台語詩時，因為自修台灣歷史、民俗和台語知識，才有所轉變，發現所受教育內容的扭曲，但仍缺乏自信；鄉土文學論戰和隨後的美麗島事件，使我在檢視論戰文章和美麗島大審新聞之際，認知到台灣文學家和政治家共同面對的壓抑和迫害，因而覺醒，並建立自己的台灣想像。進入《自立晚報》之後，從副刊編輯到報社總編輯、總主筆的這一連串工作歷程及歷練，則因為必須直接面對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機器，因而建立了以台灣價值為核心的論述體系。戒嚴年代《自立晚報》立基於本土，強調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道和文化發展的四根立柱，從而也成為我此後評論的基點，環繞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周邊。

從二十七歲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至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我的文學創作、評論論述，都以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為思考。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與剛從美麗事件服刑出獄的小說家楊青矗兄同行，應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八月底出國，十二月初返國，三個月內，我們接觸了眾多海外台灣同鄉和政治領袖，他們都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以「黑名單」為名。在王育德先生寓居日本的家中，他從書架上拿出《自立晚報》出版的我的台語詩集《土地的歌》示我，讓我感愧；在台灣同鄉夏令營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先生；相談更多的，則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台灣知識精英，他們深愛台灣而無家可回。這都讓我震撼而難過。我將這樣的痛寫為〈大雪〉一詩：
　

一棵小樹在雪中
流淚。一棟屋子
在雪中流盪。一
扇窗子在雪中流
散。一把椅子在
雪中流離。一片
田野在雪中流浪
。一道河川在雪
中流失。一個人
在雪中，流血。

　

雪在一棵小樹旁
流淚。雪在一棟
屋子前流盪。雪
在一扇窗子前流
散。雪在一把椅
子下流離。雪在
一片田野裡流浪
。雪在一道河川
內流失。雪在一
個人心上流血。
　

這首詩中的「流淚」、「流盪」、「流散」、「流離」、「流浪」、「流失」、「流血」，喻示的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台灣人民共有的感覺結構。我也難忘楊青矗兄在美國愛荷華訪問第三世界國家作家、不眠不休，勤悃以繼，他總計訪問了二十五個國家的三十位作家，積稿盈尺。要回台前夕，青矗兄擔心原稿被海關沒收，影印了五份，一份寄回台灣家中，一份留在愛荷華台灣人家中、一份寄洛杉磯友人處，一份隨身攜帶，一份置我行李，為的只是預防遭到沒收──在那個威權暗夜的年代，有人因為要求台灣民主自由，流離海外，失去回家的自由；作家出國，訪問作家，要擔心訪問稿被警總沒收。一九八五年的大雪，不僅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台灣人的心頭下著，也在台灣作家的心中罩著。這年我三十歲，這段海外親身體驗，讓我了解國民黨威權統治不但在台灣，也及於全球有台灣人的所在。

一九九四年，《自立晚報》系因為資金無著轉手經營，我的媒體生涯到此告一個段落，但是社論、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則一直沒有中斷過。十多年來，《自立晚報》之外，我曾先後為《台灣時報》、《大成報》、《勁報》、《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時報周刊》撰寫專論、專欄。其中我撰寫最久的，是為《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的時光，計達六年之久，直到二○○六年該報停刊，這一份繼《自立晚報》之後強調台灣價值的報紙，最後也繼踵《自立》之後停刊，最讓我神傷。《台灣日報》上下多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時的上司或同仁，社論撰寫雖然是經過該報發行人和編輯部討論後訂題，再委我撰寫，但由於論述理念和共識一致，我每週撰寫一篇，相當順心，彷彿《自立晚報》重生，而有繼續闡述台灣價值的榮耀感；在《自由時報》撰論的則是「星期專論」，這個專欄由四到五位專欄作家輪流執筆，大概每個月撰寫一篇，資深報人俞國基先生為謙謙君子，容我依據個人對文化相關議題大幅論述，使得居於邊陲的台灣文化議題也可躍登公共論壇，尤讓我感佩。

在報章上發表的評論文字，必須依據新聞事件提出論述，因而提供給我長期觀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機會；伴隨著我長達九年的博士修業期間，傳播理論和新聞事件相互參照，台灣政治變遷和文化論域共同對話，做為學術研究者，或者做為社會觀察者，我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也在台灣快速改變的政治環境中，印證所學、評論社會。從形式上看，我已經隨著《自立晚報》的熄燈而離開媒體；就實質來說，我的媒體論述與台灣社會見證仍在持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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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這兩本評論集的論述文字，就是離開《自立晚報》之後，近八年來我為報社社論、專欄所撰寫的部分評論。檢視兩書所撰，八年來跌宕於我心頭之上的，無非台灣的國家前途和文化重建課題。這些課題，以議題為脈絡，加以整理，論述範疇大約不外兩大部分：一為政治評論，二為文化評論；細分之下，政治評論集中在台灣與中國關係、國內藍綠政治衝突，以及弱勢與強勢之間的公義問題；文化評論則集中於文化、教育與媒體三端。

我的第一本時事評論集，於一九九五年在我的故鄉南投縣文化中心出版，名為《為台灣祈安》，距今已過十三年。《為台灣祈安》所收都屬我在《自立晚報》、《自立早報》時期所撰社論、短評和專欄文字，分「文化與本土」、「教育與學術」、「媒體與言論」、「族群與認同」、「社會與生活」等五輯。我重新翻檢當年論述，要求「落實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把母語還給母土」，主張「公開官方檔案密櫃還青史本貌」、「教育、文化需要徹底地解嚴」，質疑「在所謂『鄉土』中，台灣在哪裡」，呼籲媒體為台灣的「新聞自主而走」，主張建立以「台灣優先」為原則的國家共識、「多元族群共治共和」、「拆掉籬笆、共享藍天」，提醒政府「還原住民本我」……等等論述，對照十三年後輯成的這兩本評論集，我感慨春秋易逝、時光催人，算來我已評論政治和文化，累近二十年。諤諤之言，一如風中落葉，戒嚴年代主張的、呼籲的問題，迄今依然存在，未見解決，文字的力量，顯然微薄、脆弱；但另一方面，以近二十年時光為台灣民主和文化發展發聲，我從未氣餒，也從不懈志，儘管這些文字只是混亂年代中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見證。讀者若有興趣了解我的論述心路，無妨找來《為台灣祈安》參照閱讀。

這兩本評論集同時出版，因此共用此序。從一九八二年進入《自立晚報》服務至今，二十六年光陰，我的生命歷程大約如上述。我有幸在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認同其精神，濡染其理念，從副刊編輯到社論主筆，從戒嚴年代到解嚴年代，見證台灣政治和社會變遷最急遽、最轉折、也最壯麗的史頁；又有幸以蹇澀之筆參與其中、議論其下，歷練成長，建立自己的論述體系，且還能依照自己的興趣生活，不必折腰，雖然偶有困挫、憂傷和打擊，信念不易，也從未被權力、浮華所動。這是這兩本評論集的寫作背景，謹提供兩書讀者參考。

二十六年來，我一直沒改變的，是堅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無關乎民族主義，而是民主自由體制必然的結果；值得憂心的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堅實的文化做為後盾，但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化重建顯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艱困的路途要走！

另一個我從沒改變的，大概是讀書和寫作生活。我讀文學、讀政治評論、讀西方學術理論、讀台灣史和相關台灣研究書籍，加上興趣廣泛，也讀各類雜書；寫作則以新詩、散文創作、政治文化評論為主，再加上學院內的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寫」已經成為我的日課，我以書寫為生命，也以書寫為最微薄的社會實踐，向我生身其中的台灣，我縈心的這塊美麗土地說最細碎的話，希望這些微言能提供不斷向前的台灣社會一些參考，盡一個小知識分子最綿薄的力量。

最後，要感謝從大學時代就相熟的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他的邀稿，使我得以整理這些可能飄散風中的書稿。文欽兄與我同年進入文化學院讀書，以都喜愛文學而為文友，因同租面對紗帽山的民房而為室友；也因在大四那年嘗試創辦未能出刊的《大學文藝》而相知。畢業退伍後，我由海山卡片、《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文欽兄則先在三民書局服務，其後創辦前衛出版社，在最暗黑的戒嚴年代，走最寂寞、最艱辛的台灣本土出版之路，從八○年代點亮爝火至今，一燈獨照，依舊發光，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既深且大。我的評論集《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能在他邀請下列入「新國民文庫」出版，乃是我的榮幸。

2008/02/13南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