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現在與過去的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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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進 教學目的
但，除了主修歷史的同學外，一般人對於歷史知識是陌生，甚至有誤解的。所以課程的目的，在於簡單的介紹同學歷史學的概念，及歷史的知識是透過如何的操作過程形成的？期望非本科系的學生可以經由課程，重新思考關於歷史這門古老學科的內涵與意義，並進一步了解歷史學的發展與演變。 本文前言歷史是不分科系，每位同學都接觸過的基礎人文學科。但是，對於歷史的認識往往僅限於歷史是「過去的事件們」，似乎歷史只是記憶一些枯燥又繁瑣的人名、地名與年代。就如同國中時讀過中國史，高中又重念同樣的課程，雖然內容變得更加詳細，但也很少被要求對於歷史進行思索與批判。如果歷史只是記憶與背誦的話，許多的學生會懷疑讀歷史倒底有什麼意義？在現今資料大量數位化、搜索引擎功能完整的時代裏，如果歷史只是資料的累積，學生可以透過光碟，甚至網路收集到大量的歷史資料，那研讀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所以，我們產生一個問題：「大量的資料就是歷史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需討論「歷史」是如何形成的。 我們得先就「歷史」這個名詞做討論。中文裏「歷史」這個名詞包含兩個意義：一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總稱，重點在於過去（Past）。二是「歷史」（History）是對「過去」的論述或編纂的知識。上述兩點，旨在區別「過去」和「歷史」的不同：「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所以文中我們加以區分：「歷史」是對過去的書寫或論述；而「過去」一詞則代表從前發生的事。 時間的流逝是連續性的，即「現在」連續性地變成「過去」。但過去的時間，所遺留下的事件資料，卻是不具備連續性的，是零碎與時間斷裂的大量各式資料，我們稱這些過去的資料為「史料」；歷史學家們（或稱歷史工作者）便整理這些史料，由過去的諸多遺存取材，書寫或論述而成為「歷史」；由此可知，「過去」和「歷史」是完全不相同的兩件事。 我們舉一個十分生活化而且淺顯的例子：姑且稱為「小華的一天」。 小華的一天小華星期五早上七點半起床，梳洗化妝後吃完早餐，八點半乘坐捷運到公司上班，九點到達位在民權西路的公司開始工作，中午午休時間和同事叫了外送的便當用餐；但下午因為事務繁多，於是加班到晚上七點半才離開公司；八點後和男朋友共渡周末夜晚，直到午夜十二點回家休息。於是歷史學家們基於小華已經「過去」的這一天，重新建立關於小華的「歷史」： 對女性工作狀況有興趣的學者，找到了小華的公司資料，得知她是在產物保險公司上班，透過她留下來的名片，了解到她是一位中級主管，屬於業務部門。甚至找到電話的通聯紀錄，重新建立了當天小華連絡客戶的名單，也經由小華公司電腦的資料，得知她的客戶公司規模和保險狀況。這位歷史學者書寫了「女性業務主管小華的一天」。 而對於消費休閒有興趣的歷史學者，也在小華的梳妝台上，找到她所使用的化妝品及保養品，從她的衣櫃得知小華衣服的品牌及價位，在玄關處細數了小華擁有的鞋子。也研究了當天晚上小華和男朋友約會用餐及休閒的場所，甚至得到了他們逛街所購買商品的發票。這些學者則論述了「女性中級主管小華的消費與休閒型態」。 當然也有學者找到了小華的網誌及網路相簿，私人電腦中的email及 MSN 交談紀錄，或其私密的手寫日記；了解當天小華約會的心情與經過，也從而得到小華私人的生活資料，或許再加上心理學與社會學理論的幫助，於是書寫了「三十歲女性小華的人際分析」。 必需注意的是，沒有人可以完整地再次建構小華「過去」的一天，或重新描述完整小華的生活。因為在捷運上小華讓坐給老人家，可能沒有留下資料，小華當天和同事間的互動，也沒有留下資料可供重構。如前所述，時間是連續的變成過去，但留下的史料卻是斷裂的。但歷史學家們卻在小華當天留下的諸多史料中，爬梳出比事件表面「小華的一天」，更多有意義的內容，比如消費與休閒型態及當代女性業務主管的工作樣態。 由這個例子可以分辨「過去」與「歷史」的不同，歷史並不在於完整的重構過去，因為過去並不是發生於封閉的實驗室，也並非完全可控制變數下的實驗，無法重新建構或讓事件重覆發生；二則是歷史不只是流水帳般地，依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完整的描述，因史料的零碎性也無法完整重述。而是歷史學者經過選擇與史學方法的操作，賦予「過去」更具深度的解釋與意義。 有了上述對「歷史」兩字的認知後，下文中，我們將透過幾個層面的說明，讓同學了解歷史學的基礎方法，理解歷史知識產生的方式；並論及歷史學的發展及侷限。 史料 史料是歷史的基礎，脫離了史料，一切歷史知識都無法成立，這也是歷史與文學或哲學最大的不同處。歷史知識必須來自於具體事物的具體思考與批判，雖然蔡元培認為「史學本是史料學」也許太過，但「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史料中」，卻是不移的事實。如同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言： 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 我們可以說：唯有透過史料，歷史才能說話。 古希臘時期，雅典的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西元前460年—前396年），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第一章，開宗明義地描述自身的史學方法與目的： 我確定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自己的印象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眼所見，就是從親眼所見的人處聽到後，經過仔細的考核過的。即使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因為不同的目擊者，有著不同的說法，或由於偏袒其中一方，或由於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著作讀來可能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乏虛構的故事……我的著作不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久遠的。 修昔底德的這段話，恰如其分的顯示兩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已經認知到史料對於建立歷史知識的重要性，也認知到史學與文學性故事的不同。其對於史料的慎重考證，正是史書真實性的基礎，也是史書垂諸久遠的第一步。 史料的分類 「過去」隨時間流逝後，留下無數浩如煙海的史料，雖然無法重現時間的連續性，卻依舊是龐大數量的時間遺存。如前言中小華的一天，其史料可以因為取材的方向擴展，可擴及朋友對小華的描述、晚餐店員對小華的紀錄，甚至路口監視器所拍攝到的畫面與時間，小華與他人交換回來之諸類名片，都可成為史料的範圍。因之，史料量的巨大，杜維運在其《史學方法論》形容： 章實齋云：「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按此處所謂史學，即近人所謂史料）。」西方史學家則云：「環繞吾人四週者，無一而非往事的痕跡。」從紙上文獻，到事實自身的遺留，史料確已多到無法用筆墨形容的地步。 於是「史料的浩瀚如此，如不加以分類，以明其特質，更令人茫然而不知所從了」。因此，史料的分類是必要的，經過分類，史學家可以認識史料，判別史料對研究對象的價值。我們依杜維運的著作內容，介紹兩種分類方式，一是根據史料的類型所畫分，二是根據研究對象的關聯度來分別。 一、史料性質的分類這個分類方式，將史料分為三個方面： 一為口頭傳說。人類於未發明文字之前，即發生過許多重要的事蹟，以口語流傳著，或再經後來的記述而留傳下來，如燧人氏、神農氏的傳說史料，經文化的角度解釋，代表先民不同的發展階段，也使得上古傳說得以成為有意義的史料。但口頭傳說不僅止於文字發明之前，及至現代，經由口頭傳說所形成的記載，數量仍然不少。遠從荷馬史詩的形成，近至現今耆老口述往事之言、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均屬於口頭傳說的史料。所以包含範圍亦擴及民謠（如詩經）、俗諺、又如筆記小說中流傳的名人軼聞逸事亦屬之。這類的史料一般而言是間接的、可信度較低的。諸如遠古的傳說，極盡誇張之能事，與神話幾無分別，如盤古開天之類。又如軼聞逸事，常常經過附會，A 地發生之事，也許傳為 B 地發生之事，甚至各地均發現相同的傳說；人物事件之張冠李戴，亦會發生。除了附會之言外，可能還有增益的部分，或將無知名度人物的事蹟，加之於名人身上。所以使用此類史料時，都必加以注意。但，這並不代表口頭傳說史料的不可使用。 例如中國史上的名醫華陀，東漢時期沛國譙人，其流傳的故事眾多，諸如使用麻沸散來麻醉患者，再實施外科手術的故事不只一起。華陀幫關羽刮骨療傷，記載於《三國演義》而廣為流傳。書上記載其行醫事蹟亦遍及南北，甚至斷言病人死生如神明，最後為曹操所殺。但二十世紀初，陳寅恪曾根據傳入中土的佛經，為文質疑華陀其實為佛教東傳後，印度神醫故事的內容附會於華陀的身上。但，此傳說一地行醫之事，或被附會為多地出現，或對其醫術多所增益，史書對於華陀的記載，仍讓我們可以一窺東漢時期醫術的一些狀況，也透過傳說理解時人對曹操的印象、醫術的見解與想像。因此口頭傳說史料，仍具有其研究價值。 二為文字記載的史料。指的是原始即由文字記載，非由口述而寫成的文字資料。這類型的史料，也是數量最多的一類。尤其紙與印刷術發明以來，文字記載的史料驟然增加，「於是人類的文獻時代（documentary age）降臨，而近代史料乃多至極為驚人的程度」。 凡舉石刻文、檔案、政書、詔令、大事紀、年鑑、回憶錄、書信、日記、墓誌銘、調查報告、帳簿、傳單、廣告、新聞紙及小說等等，都屬於文字記載的史料，及至當今，電腦中的各式文字檔案、網路上的諸多文章，亦應包含入文字記載一類才稱完備。與口頭傳說不同處在於，文字記載的史料較具原始性，不經口頭到文字的輾轉過程。 其中公文檔案為近代最重視的史料，研究政治史、研究外交史、(，)檔案成為必需研究的基本史料，但公開的檔案也許是流於形式的，如白皮書的書寫與公佈，需加以釐清其目的。又如政書、詔令，也如中國的會要、會典之類，有的具有官方性質，代表官方的直接看法，但也有其官文書的顧忌，使用時不可不慎。又如中國的石刻文字，內容繁富，有儒道經典，有公文、書約、醫方甚至書目、詩文，各類歷史的研究，均可從石刻文中取其適切的材料。其他諸如帳簿之於經濟史；廣告、傳單之於社會史；小說之於社會史料，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如《紅樓夢》、《金瓶梅》裏蘊藏的書寫時期當時的社會狀況，小說的史料價值，正如梁啟超所言： 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後世史家之取材。 以上為對文字記載史料的概括介紹。 第三類的史料為實物史料。舉凡上古遺址、山川、工程、藝術品、至今日的各式工業用品，膠片或電腦檔案的影片資料均屬之。實物的資料在現今影像、圖片大量產出的年代，相對的重要性亦越來越高；史學家對於實物史料與文字記載間的相互印證，亦益發重要。 二、研究對象的關聯度以與研究對象的關聯度來分，史料可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兩類；由這項分類法，史料對於研究的價值及可信程度，大致有了標準。所謂直接史料是指與研究對象（已發生之事）有直接關聯的史料。大致可細分為三者：1、當事人直接的記載與遺物。如，調查報告、日記或書信。2、當事人事後的追記。如回憶錄、遊記、胡適的〈四十自述〉等。3、同時人的記載。史料中多屬此類，同時人所見所聞所記錄下來的，即「當代人記當代事」；如新聞記者的報導、同時期人寫的網誌紀錄均屬之。間接史料，則指凡非直接的史料，經過轉手的史料（secondary sources）都屬於間接史料。如口頭傳說的記載、史學家所論述他們未親見的事件。 但，直接史料並不一定優於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或許原始可靠，但間接史料對資料的解釋也許更具公平性。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也非絕對二分法，因其研究對象不同而具有相對性。如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對研究朱元璋而言是間接史料，但對研究吳晗而言，卻成了直接的史料。 上述兩種史料的分類方式，是為了研究的方便，與判別史料的重要程度。但，史料的價值或有高低，但因研究對象的不同，其價值亦隨之改變。如管子、商君書雖經考證，書多大部分出於戰國人的書寫，是偽書。但若據以研究戰國末年的政治思想及社會情狀，則成為價值頗高的史料。 史料的考證 史家對史料分類之後，還必需對史料作精密的考證，即使直接史料也有其不可信之處。如同前引文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同一事件因不同目擊者，也會出現不同的描述。明代的方孝孺亦發現這一現象： 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不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 因此，史學家面對研究對象的各種面向的證據與史料時，就必需以存疑的心態細心進行史料考證的工作。 史料的考證分為外部考證（external criticism）及內部考證（internal criticism）兩種方法。如果今天我們要採用一個文本作為史料，必先確定其是否為真本，產生的時間、地點，作者是誰。這些屬於外部考證的工作完成後，方確定其為真本，再來是內部考證的工作：判別其所書寫的內容是否可信，因為真本史料內容也不一定可信。（史料考證諸方法，因涉及歷史工作中較專業及較枯燥無味的部分，通識課程我們不詳細講述，有興趣了解考證方法的同學可以參考延伸閱讀書目，自行閱讀，以了解其方法概要。） 史家在史料分類後，必需透過各種考證的方法，抱持懷疑的精神反覆的查証，由外部而內部逐一檢視史料的正確性，透過考證的手段，篩選後史料才達到可信的程度。 史料的選擇 即使經過史料的分類與考證兩個步驟，所篩選下來的可信史料依然是數量龐大的，於是史學家接下來就面臨史料選擇的問題。史家取捨史料存在兩個層次的選擇，但都得以不妨礙歷史客觀事實為原則： 第一個層次是針對研究對象所設訂研究範圍的選擇，比如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者，若選取二二八事件的經濟背景作為研究範疇，則必然在眾多二二八的可信史料中，選擇以經濟為中心的史料群，而捨棄其他面向的史料，因為與研究對象所欲論述者無關。若採用前言「小華的一天」為例的話，研究小華工作樣態的學者，很可能就捨棄了小華在消費、休閒與人際的相關史料。這個層次的選擇涉及歷史學者對研究對象的喜好與專業程度，是主觀的選擇，但不妨礙客觀事實的產出。黃俊傑在《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將這類的主觀稱為「課題選擇的時候出現的合法主觀」，其所謂的「合法的主觀」的意義為： 一個歷史學家選擇史料以後的結果，不會對歷史判斷的方向產生影響，但是任何人窮畢生之力，不可能把研究對象全部史料完全搜羅殆盡，就好像一個地理學家畫一張地圖，他不可能巨細靡遺的重新建立他所研究的地理實況，除非在宇宙間給他另外一個地球，讓他去畫圖，才會一對一完全一樣，所以，地理學家筆下的地圖一定是百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一定有所選擇。同樣地，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也必須在眾多史實中有所選擇。這個選擇如果不影響歷史判斷，那就是合法的。 這類合法的主觀，也是研究過程不可避免的，但對客觀史實的產出傷害很小。 第二個層次的選擇，則出現在研究範圍確定後，建立歷史事實時，選擇使用哪些史料。如果今天史學家為建立一個歷史事實，收集了十個經過考證的史料，選擇了其中的五個作為建立事實的依據。此時如果他憑藉的是其所受的學術訓練加以判斷，不夾入個人的喜好及偏見，這樣的主觀選擇，也不會對事實的建立產生傷害，依然稱為「合法的主觀」範圍內。但在此層次的選擇，是可能產生「非法主觀」的選擇。例如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迫害，受難者除了本省族群外，還包含被統治的外省族群，如果研究二二八受難者的歷史學者，因個人的好惡，刻意忽略同樣受難的外省族群的史料，那將會使歷史事實產生偏移，造成二二八是外省族群迫害本省族群的歷史假象。這樣的主觀稱為「非法主觀」，因為其選擇史料的方式，是基於個人偏好，並影響了對歷史的判斷。相同的，如果選擇研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史家因其政治目的，只挑選與共黨份子相關的史料，那將會產生二二八是共匪潛台份子挑動人民與政府的感情的結論，忽略了階級壓迫的問題，也忽略了當時台灣政經情勢的因素，簡化成為二二八為共黨人員的叛亂，這也是非法主觀所造成的史實偏移。 史家憑籍考證後的史料建構歷史事實，因為史料具有斷裂性，並且數量龐大，所以必需經過研究對象範圍的選擇，與事實建立時的史料運用的選擇，其最高的目的乃是建立客觀的歷史事實。或許完全客觀是一種理想，但避開非法主觀的史料選擇，是歷史學者應有的認知與方法。 歷史解釋 史學家經過史料的考證與選擇，逐步的建立歷史事實後，不可避免的將遭遇到歷史解釋的問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到自然科學興起的衝擊結果，歷史學開始往科學的史學傾斜。Ranke 為科學史學的代表，他們認為歷史學家的責任是追求歷史的客觀事實，尋找 What really had happened ? 意即，史家應丟開主觀的判斷，只尋求什麼是真正發生的。英國史學家比瑞（J. B. Bury, 1861-1927）甚至在其就職演講中認為： 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歷史的事實，恰如地質學或天文學的事實一樣，能為藝術提供資料……但是，為人類社會的故事，穿上文學的衣衫，已非史學家份內之事，就像天文學家不必將群星的故事，予以藝術性的描述一樣。 此時期，因為科學治史的方法論的進步，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歷史可以像當時的自然科學一樣完全客觀。書寫《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研究》的法國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宣稱： 我並沒有說話，是歷史通過我來說話。 就表示歷史是完全客觀的，歷史學家不過是個工具，史料與史學方法控制著歷史知識的產出。這樣的史學思想也傳播到中國而有所影響，留學德國的傅斯年便認為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講材料，材料完備就可以得到完備的歷史，所以材料越完備越好，有了完備的史料，就可以寫出一部最後的客觀歷史，史學是這樣一個「高貴的夢」。 如果史料會說話的完全客觀夢想，可以實現的話，那史家的工作不過是考證史料，排比史實，於是歷史即會出現其自身的意義。史學家的工作就只到史料選擇的階段結束，並不需要歷史解釋與敘事。但事實上歷史知識的誕生卻不是如此的過程，因為史料具有斷裂性，所以需要史家的歷史解釋來填補敘述，史料也具有數量龐大的特性，所以需要歷史學家的選擇。史料無法直接等同於歷史知識，還必需加上歷史解釋，於是歷史學家成為歷史知識的一個交互因素。 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必需著重於具體的考證史料，在實証的基礎上建構自身的歷史解釋，當然排除自身的成見是第一要件，也是所謂的史德問題；但也必需排除諸多似是而非的刻板印象與史觀的影響，才能達到趨近客觀歷史的境界。所謂史觀與刻板印象，諸如中國歷史上對於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常以道德為歷史解釋的中心，認為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因為民族性貪婪的結果。史觀的解釋，也如同馬克思提出的階級鬥爭歷史解釋，或許適用於某些歷史事件的現象，但歷史並無法產生通則，如果均使用同一史觀來解讀史料，就會產生如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起義的歷史解釋偏頗的結果。縱貫中國史學上也有著名的正統論，因儒學的影響，中國文人常將治統與道統合一，因此，多國家並立的時代，史家都面臨誰是正統的問題。但正統論，其實也是一種被道統影響的史觀，所以司馬光在書寫《資治通鑑．卷六十九》時，對於正統論述產生了這樣的自覺： 若有以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拔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關於歷史上誰是正統「非所敢知」，只是「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即是跳脫正統史觀的實証精神。 史料排除非法的主觀，史家即使全力摒除了私人的刻板印象與史觀，歷史知識的產出，仍然有兩點是影響歷史學家解釋史實的因素：一是每位歷史學家心中認為的歷史意義。二是歷史學家所在時代的影響： 歷史的意義歷史學家也是社會人，身處在他的文化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社會文化，使得每位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意義均不相同。而這個因素將會影響歷史學家選取研究對象、選擇史料與歷史解釋與敘述上的差異。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認為，孔子整理《春秋》這部編年體史書，其意義在於：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即所謂孔子心中所存在的歷史意義，因此，雖孔子秉著「述而不作」的精神，但是春秋在經過孔子的整理後，成為具有儒家精神的史書。二十世紀的錢穆，並沒有去除傳統中國這種為「價值」而歷史的史學傳統，錢穆稱之為歷史中的「意義」，反而認為治史必需具備這樣的意義：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應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而言。 因之，我們可以了解文化也會影響史家歷史解釋的方向，但這種影響是自覺的，可以駕御的，會隨著文化的不同，對歷史功能的要求不同，而產生不同意義的歷史。 史家與時代 歷史學家也是生活在時代中的人類，因此也一定帶有其時代的價值觀。黃俊傑在《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一書中，舉了吉朋為例，讓我們檢視時代對於歷史解釋的影響： 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說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是由於基督教的興起，因為基督教把羅馬公民的注意力，從人間吸引到天上，使他們忘記了身為羅馬公民的責任。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版發表於1776 年……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啟蒙的時代，這個時代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宗教的情操，認為人或可以超越上帝。十七世紀牛頓科學出現，在這個基礎上，科學家不過是在研究宇宙的內在結構，把他所發現的東西寫成簡單的公式……整個牛頓科學代表了一種機械式的宇宙觀，可以透過人的理性加以理解，這是十八世紀以後所謂啟蒙的一個基礎。在這個啟蒙的氛圍之下，歷史學家吉朋是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所以他把羅馬帝國衰亡的責任歸因基督教。我舉這些著名的例子是要說明：歷史解釋常常不能自外於解釋者的文化思想脈絡。 因身處於啟蒙時代的吉朋，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將基督教視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由此例可得知歷史學家確難對時代置身度外。相同的，時代所關注的議題，也會影響歷史學家對於題材的選取，和歷史解釋的差異。十九世紀末自然科學中的多數學科，其古典理論都日趨完善，當時的人們樂觀的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類的各種問題，對科學的評價也多是正面，甚至是歌頌其帶來的物質躍進。直至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開始反省科學倒底帶來了什麼後果，對科學的態度遂由歌頌轉為恐懼。一九六○年代《寂靜的春天》出版後，為人類社會帶來生態的議題，之後人們幾乎將生態等同於科學的反義詞使用，但也為史學界拓展了生態歷史的角度與題材。 歷史學者既無法獨立於時代之外生活，便會受到時代的影響，但新的時代也會帶來新的視野與方法，讓我們用其他角度，檢視舊史料的其他可能性。如同卡爾(E. H. Carr,1892-1982)所言： 歷史是史家與其史實之間不斷的互動過程，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的對話。 因為這樣的互動與對話，我們才能夠不斷的發掘歷史中新的意義。 結語自從後現代學說興起，並席捲社會科學與文學領域後，許多人對歷史學的客觀性產生了懷疑，正如海爾(Pieter Geyl, 1877-1966)悲觀的認為： 歷史是無窮盡的，也是不確定的。我們雖然盡力以確定的方式說明過去的事實，但是我們能做的其實只是陳述我們對歷史的印象而已。 但透過前文所述的近代史學方法，歷史學家們仍然力圖在諸多不確定的因素下，建構客觀的歷史知識。從史料、遺跡來看，時間流逝後，「過去」的確遺留下歷史事實。而歷史學家們也正透過更嚴密的方法論，以更客觀、更反省的姿態，企圖尋求更高程度的客觀歷史解釋。 讓我們回顧前言中「小華的一天」，如果不是因為時代帶來了女性主義的論述，則女性工作樣態的角度就不會成為歷史研究的題材。因此，儘管時代影響著史家的判斷，但時代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歷史觀照角度；歷史學家在新時代不斷地來臨中，與時代互動與對話，不斷地尋求新的歷史知識。 必讀文章1.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頁247-270。該文章亦收錄於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三聯，2004），頁113-135。 2. 凱斯．詹京斯著，賈士蘅譯，〈歷史是什麼〉，《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2006二版），頁83-121。。 延伸閱讀1.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三聯，2004，頁363-386。 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增訂版。 3. 杜維運，《聽濤集》，台北：弘文館，1985。 4. 王晴佳，古偉瀛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5. 凱斯．詹京斯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二版。 6. 霍布斯邦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 甘特，施奈德著，凃永清譯，《史學導論》，台北：水牛，1986。 8.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時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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